【羊城晚报】孙歌:亚洲热起来 美术界先行一步


孙歌

  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实习生 陆璐

  2015年末,作为中国当代艺术大展的又一届“广州三年展”在广州美术馆开幕。本届三年展被冠以“亚洲时间”的主题,与过去不同,这次展览又被称为首届“亚洲双年展”。主办方籍此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日本东京都立大学法学部政治学博士孙歌担任展览的学术主持。
  孙歌长期从事思想史研究,文风清晰漂亮,兼具理论深度、文体之美和现实关怀。她从日本思想史纵入中国历史与现实的深处,横出国际政治与思想情势,具有鲜明的学术风格。

  去年3月以来,孙歌围绕“寻找亚洲”的主题,深入到了此次“广州三年展”的策展与研讨工作中。孙歌说,对当代艺术的解读,需要观众具备一定的知识与教养,这是对观者的挑战。她也坦言,这次首担艺术展览的学术主持,也是对她个人的挑战。
  近年来,“亚洲”成为一个热度升温的话题,比如前不久的北京国际摄影双年展也将阐释的主题定位在“陌生的亚洲”。作为最早提出“亚洲”视角的学者之一,孙歌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国际政治领域里,亚洲问题早就受到全球关注。“亚洲热起来,对中国学界来说,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提出了很严峻的挑战。在这一维度上,美术界走得比较前。”

  A
  人文知识分子请注意:
  “亚洲”问题已波及“全球”

  羊城晚报:您是怎么开始关心亚洲问题的?

  孙歌:那个时候的关心很朴素,我觉得这有可能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另外一种认同的方式。

  羊城晚报:这次和广东美术馆的合作对您的思考有什么推动?

  孙歌:这一次广东美术馆的亚洲双年展是给我提供了一个契机,促使我把这些年断断续续思考的关于亚洲的问题,集中在这个平台上做了一个整理。我认为,到现在为止的人类历史上,原理性的思考还是基本上依靠西方人来完成,但亚洲人从现在开始也应该逐步进入这样的层面,做出我们的贡献。

  羊城晚报:我们看到,“亚洲”的概念在当下中国的艺术界受到重视。今天我们为什么越来越热衷于用亚洲视角来讨论问题?

  孙歌:我想这和国际局势的变化有关,因为在今天,美国的霸权不仅受到挑战,而且开始瓦解,全世界对美国无条件的崇拜也在改变。在这种情况下,亚洲又出现新的经济活力,对世界发生各种意义上的影响,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现实。在这个前提下,至少在国际政治的领域里面,亚洲问题早就变成了一个全球性问题,比较滞后的是人文知识分子。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有一种“集体无意识”,大家会用中国取代亚洲,直到现在这种思维定式仍然是主流。

  在这种情况下,亚洲热起来,对中国学界尤其是对人文知识分子,提出了很严峻的挑战。强调“亚洲”视角不意味着否定中国,但是有可能意味着更客观地对待和理解中国,也意味着我们能不能把一些平时被我们所忽略的亚洲国家放入视野。比如南亚国家,甚至不那么弱小但是我们一向也忽略的朝鲜半岛、蒙古,等等。

  B
  政治不亚于文学:
  它充满想象力和艺术

  羊城晚报:有人说您不是一位愿意“按现有学科规范走”的学者,您认同这句话吗?

  孙歌:从结论上看,其实我也认同。但需要纠正的是,我的本意并不是对抗现有的某些学科规范,或是批判之后决定放弃它,这并不是我的人生计划。我现在的工作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中发生的。我只是想要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研究我感兴趣的问题而已。

  羊城晚报:在日本工作这段时间,当地给你的感受和国内学习的感受有什么不一样?

  孙歌: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条,就是通过对日本政治思想史的阅读和研究,也通过个人的一些经历,开始了解到原来政治和政治学是一门艺术。这对我原来对政治的想象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我考大学的时候本来想要考离政治最远的专业,所以考了中文系,我要学文学。

  后来新的感受是,文学当然也是非常好的一门学科,也很难,但是政治学科需要的想象力和把握艺术的能力一点不亚于文学。在某种意义上,文学有的时候还允许直观经验发挥作用,但是政治学要求你以它特有的想象力,来转化你的经验。

  羊城晚报:您与沟口雄三先生共同发起了“中日知识共同体”的活动。中日知识分子的共同性是什么?

  孙歌:这实际上是知识分子的共同立场,并不是一群人封闭起来搞小圈子的意思。做这个活动的缘起,有很具体的诱因。

  1995年,我到韩国去开一个中日韩思想史的会议,会上韩国学者追问日本学者怎么考虑战争责任的问题?因为1995年刚好是战后50周年,气氛一时就很尴尬。当时我在日本做长期研究,回到日本跟沟口先生说起了这个体验。我说,为什么中日韩三个国家交战,但知识分子要无条件地从国家立场上思考,难道我们不能有一个中日韩知识分子的共同立场吗?在这个立场上,我们可以共同去批判侵略国的行径,而且共同地去维护受害国的利益;同时在现实层面上,有可能进一步做一些打开国界的思想史工作。沟口先生把这些话听进去了,后来他就发起了这个活动,活动持续了六年,我个人从中受益非常多。

  C
  做知识分子不心虚:但要警惕“知识分子性”

  羊城晚报:因为这次“广州三年展”,您和中山大学的刘志伟教授有多过次对话。您是做自上往下看的政治思想史,而他做自下往上看的是历史人类学,关心的层面不一样。您怎么看待这种底层视野和精英视野的不同?

  孙歌:我觉得这个视野没什么不同,只是研究对象不同。思想史当然是研究精英生产的路径,但是这不意味着你必须要是精英,不意味着我不去做田野。实际上,现在很多做民众史的人是非常精英的,而刘志伟他们是以民众的眼光和视角去感知民众的生活,所以他们的研究才吸引我。而且在思想史里边提炼的问题,我是自觉地让它不脱离现实生活的感觉,所以我才要开课讲授“外行人的政治学”。我觉得做知识分子没有任何心虚之处,但是如果去不掉“知识分子性”,那才是我们最值得羞愧的地方。

  羊城晚报:你提出一个观点,“要向山上农民去学习”。所谓知识分子从农民群体里面可以学到的是什么?

  孙歌:因为我有过插队的经验,知道做一个好农民、干一手好农活,那是非常伟大的事情。所谓的向农民学习,不是直观意义上的“我们不要做知识分子了,去做农民吧”,而是以此为象征,让我们在自己的领域里面,精益求精,像农民、工人那样去兢兢业业。我觉得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去掉知识分子性”。

  羊城晚报:你最近和不少美术界有合作,比如在中国美术学院开设课程。你如何根据不同听众来选择讲课内容?

  孙歌:其实我面对各个专业的学生,都在试图开同一门课,当然我不是每一次讲学都讲这门课,但是时不时会讲,就叫“外行人的政治学”。非政治学专业的人都可以叫做外行。我觉得我们可以不研究政治学,但是我们不可以不懂政治。

  而今天中国知识界关心时政的姿态是越来越明显了,年轻学生尤其是有这样的愿望。只要你是做当代美术的人,特别是一些策展专业的学生,其实他们都有很强烈的社会关怀。我在美院开的课程就是关于一部分历史学和政治学认识论的问题,用学生们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作为引子来讲,我发现他们很欢迎这样的课程。

朱绍杰、陆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