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歌“亚洲在哪里——为什么谈亚洲,如何谈亚洲”

  各位好,我先说一句心里话,坐在这里我感觉压力很大,我第一次在美术馆面对一些美术专家们来谈亚洲的学理问题,而我的专业是政治思想史,离艺术有一点距离。如果我讲的有一点跑题,请大家多原谅。

  我想谈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亚洲的概念问题。从我个人的专业角度上看,我认为亚洲概念不是一个单数的概念,换句话说,有许多个亚洲,对于有一些学者来说,亚洲可能就是一个地理的实体空间,这样的空间确实只有一个;但是,对于我来说,这个实体空间基本上不是我进行思想史研究的对象。对我来说,亚洲其实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个问题域。也就是说,当我们使用“亚洲”这个词的时候,其实我们提供了一个表演的舞台,这个舞台上如果没有人表演的话,那么它什么都不是,这是我对亚洲准确的概念。

  在这个舞台上表演的是什么?是历史,当我们在某一些阶段我们需要使用“亚洲”这个概念的时候,登上舞台的那一段历史。这就牵扯到第二个问题。

  亚洲如果不是一个静止的,客观在那儿的唯一的实体对象的话,我们是不是也同样可以认为在历史的沿革过程中,并不是每一个历史阶段都需要“亚洲”这个舞台,都需要使用“亚洲”这个概念?只要我们用了历史这个范畴,我们就不得不面对大量的转瞬即逝一次性的事件,在历史的脉络里没有恒常不变可以抽象讨论的问题。

  亚洲这个概念今天成为我们亚洲人主体性讨论的对象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对待这个对象?我在这里只能谈我自己。作为一个政治思想史研究者,我把亚洲问题域看成是一个可以提供我们讨论历史某些阶段里变动内在机制的一个载体,所以我说它是一个舞台。在这个舞台上我们观察到的其实不是一个个表演的实体,而是这些表演者实体之间看不见的关系,而这样的关系当它构成对历史演进方向制约力的时候,我们就说这样的亚洲是一种机制,我们都知道机制是看不见的。但是,亚洲这个概念有一个最大的麻烦,因为没有作为地理实体意义上的客观存在,我们就没有办法使用这个概念,换句话说,它不可以完全变成一个功能性的概念;所以,它变成一个既是实体,又是功能,相互结合的范畴。我愿意把它称为一个问题域,在某一些情况下,它也可以变成一个问题群。就是说,在亚洲这个领域里面组合了大量的问题,没有其它的范畴可以取代它。

  最近这些年凡是接触到亚洲问题的人都会注意到一个现象,在我们讨论亚洲问题的时候,这个讨论更多的是发生在东亚,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而西亚和南亚,换句话说,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世界和在南亚的印度,当今很少把“亚洲”作为一个关键词来讨论自己的认同问题,或者是讨论历史。

  有一个伴生现象,就是在东亚讨论亚洲问题的时候,亚洲和东亚这两个概念常常被互换。我关注了很多年,参加过很多活动,包括学术会议的讨论,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当这两个概念被互换的时候,很少有人去置疑说“你的概念不准确”。这个现象暗含了一个道理,当我们使用亚洲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不太会追究它作为一个概念的自足性,它不是可以排斥各种各样依附条件自己成立的概念,这是亚洲概念区别于其他学术概念很重要的特征,事实上,东亚这个概念也是一样。

  我们昨天晚上还在讨论东亚、东北亚到底包含哪几个国家?包含什么样的文化?事实上,在历史不同阶段里,东亚的内涵不一样,根据所讨论的问题的性格,东亚这个地理概念的内涵可以变化。举例来说,今天的东北亚其实还包含两个亚洲以外的国家,就是美国和俄罗斯。我们只要看一下六方会谈的架构,我们就知道这两个国家并不是外在于东北亚的,在二战结束之后,它们就介入了东北亚的地区事务。因此,东亚概念和亚洲概念不具备排他的自足性,但是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里它的含义都会发生变化,这是我们为什么要历史的去讨论东亚和亚洲问题的根本原因。

  我一直有一个想法,我觉得亚洲也好、东亚也好,它作为一个概念能够成立,一定不是一个自然主义简单相加的结果。刚才罗馆长介绍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在美术展上尽可能把亚洲各个不同文化、不同国家的展览聚集在一起,呈现一个尽可能全面亚洲的意象,我觉得这是美术馆能够完成的非常重要的工作,因为这样的工作在思想史上不可想象。如果一个思想史学者要把亚洲所有文化罗列在一起的话,他的研究一定是失败的。

  接下来的问题需要我们共同面对,罗馆长把我们都叫过来,他不甘心在罗列已有的亚洲国家的基础上去办展览,他要找到一个办亚洲展览的逻辑,就是我说的机制;一个没有机制的展览一定是一盘散沙,一定要有内在的设想。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思想史研究和策展人可以碰到一起,当我们简单用一些概念去堆积自己的研究的时候,我们的研究一定是失败的,如果我们试图提出一些关于思想史里新的命题,那个命题的背后一定要有某种程度机制性的或者结构性的设想,没有这个,研究走不远。在思想史意义上,这就是追究研究对象的原理。我们可能在什么点找到接触的可能,这是我从昨天想到今天还没想明白的问题,我只能试着从我个人的研究经历里提供一点我个人的想法。

  我认为,当我们使用亚洲这个概念的时候,那一定不是把一两个国家拿来,特别是只把一个国家拿来说事的事情。如果我们讲的是中国和印度的话,其实就不需要亚洲作为媒介,我们直接谈中国、谈印度就可以了。如果我们谈得更多的话,我们还会面对一个风险,在我们谈的一系列国家里面,比如我们把中国和印度作为亚洲两个主要支柱,两个古老文明的国家放在亚洲这个范畴里面,我相信东南亚和西亚的很多策展人就会提出一个疑问,“我们的关系是平等的吗?”,“我们”和“你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我个人这些年做东亚研究的时候常常碰到这样的问题,比如说韩国的学者常常直接批评我,说:“我们知道你不是中国的代表,但是我们还要说一句,你们中国是很中华中心的,你们中国人的眼里从来没有我们韩国人”。这样的一些问题就会在我们使用“亚洲”概念的时候自然地出现,可是还不仅仅是这样。当我们使用“亚洲”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不把它作为一种多数国家叠加的产物,我们需要另外的逻辑,这个逻辑我个人认为不是任何时期都会产生、都需要的。就我来说,在我的研究视野里,我可以举几个例子证明一下。事实上,在有一些历史的节点上,“亚洲”这个概念它承载不可替代的历史功能,我想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日本的冈仓天心,冈仓天心是东京美术学校的校长,是一位资深的美术史家,他在1901年用英文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叫《东洋的觉醒》。开篇的第一句是“亚洲是一体”,但是在这篇长文章里他只谈到亚洲三个国家,他不是作为国家谈,他是作为文明谈。第一个文明就是孔子代表的儒家文明,就是中国文明;第二个文明是以释迦为代表的印度佛教文明;他说这两个文明之间有一个悬隔物,就是喜马拉雅山,喜马拉雅山连接这两个文明,使它们成为一体;第三个文明他说是日本,日本的功能是作为博物馆来保存亚洲文明的成果。

  冈仓天心强调亚洲一体的时候他有一个基本的命题,因为他要用亚洲一体的感觉来对抗西欧一体,对抗这个西欧对亚洲的压迫和入侵。在这样的前提下,他提出来说,西欧的原理是暴力的、掠夺的,因此也是以科技为基础机械的文明原理,而亚洲的原理是爱的原理。他说在文明的程度上讲,亚洲的文明要高于西欧的文明,这是在20世纪初日本一个很特别的思想家提出来的命题,正好在那个历史转折点上亚洲成为一体是一个历史需求;我认为那个时候的“亚洲”概念不可能被任何一个国家取代,但是很不幸的是其后的日本试图用日本来取代亚洲的范畴,这就是一直到1945年才被彻底粉碎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政治设想。

  作为对日本大东亚共荣圈军国主义路线的反弹,在中国曾经出现过“亚洲论述”,如果我们仔细的研究一下,这样的亚洲论述基本上被作为反命题提出来,代表人物一个是李大钊,一个是孙中山。李大钊提出新亚细亚主义,他在1919年先后发表《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再论新亚细亚主义》,对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进行了批判;孙中山在1924年提出大亚洲主义,这是他在神户发表的讲演。李大钊和孙中山的亚洲论述比冈仓天心亚一体的论述晚20年左右,基本上是同一个时期。由于它的反命题的特征,我们很难从李大钊和孙中山的论述中看到中国产生亚洲主义或者是一个系统的亚洲论述的历史必然性,这个历史必然性背后有一个很残酷的逻辑,这和亚洲观念最初的起源一致。我们都知道亚洲观念不是亚洲人的发明,这是欧洲人赋予的一个称呼,而且最初也没有东亚什么事,它是指小亚细亚那个地区。亚洲观念的诞生和发展,与西欧通过战争自我确立、通过战争获得世界霸权的过程紧密相关,后来扩大到今天在地图上划定亚洲的范围之后,整个亚洲在很长的历史阶段里也一直是被观察的对象,它是被西方人描述和处理的对象;而日本通过日俄战争的胜利获得了对抗欧洲的自信,产生了代表亚洲的野心,但很不幸,它试图主体性地把亚洲作为自我确认的载体时,使用的却是来自欧洲的手段,也就是冈仓天心所抨击的暴力的贪欲的非文明方式。日本试图以欧洲的武力方式主宰亚洲,结果是它被武力所打败。
可以说,在二战结束之前,亚洲还没有条件产生属于亚洲人的主体意识。亚洲真的具有主体意识,亚洲人开始主体性使用“亚洲这个概念是在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事情。

  第二个例子是太平洋学会在1950年开的一个年会,太平洋学会于1925年成立,本来是由美国人发起的一个学术组织,参与人除了社会活动家以外,基本上就是学者,这是最初有基督教背景的民间学术团体,它的宗旨就是研究亚洲的历史和亚洲社会的内在逻辑。这个组织发展到50年代之后,我们都知道美国出现了“麦卡锡主义”,于是开始扫除美国内部的赤色人物和组织。太平洋学会在美国被视为苏联在美国卧底的内奸组织,后来遭到美国中情局的调查和镇压,50年代之后就销声匿迹了。
 
  1950年这个组织在印度开过第11届年会,这个年会非常有意思,参加者是美国和欧洲几个发达国家的学者,加上亚洲的一些学者,有印度、菲律宾等一些其他的亚洲国家,但是没有中国,日本派出观察团提交了一个书面报。这个年会的主题叫做“亚洲的民族主义”,这个年会非常有象征性,因为它暗示了对亚洲问题的探讨,其实不能以地区来划界;我们不能说亚洲人讨论亚洲问题就是正当的,事实上亚洲问题从一开始就是由东西方不同的阶层和不同立场的社会团体形成具有政治对抗意义的讨论领域,与其说是东西方的对抗,不如说是横跨了东西方在内的不同政治立场之间的对抗。所以我说亚洲是一个问题域,而且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域。

  在印度的这次会上,尼赫鲁做了一个基调报告,这个基调报告非常有意思,他谈到两个问题,就是会议主题的两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是“亚洲”,第二个关键词是“民族主义”。先来说民族主义,尼赫鲁认为民族主义既不是坏东西,也不是好东西,要看它发生在哪一个历史阶段。他说目前为止由于亚洲争取独立和反对西方文明斗争的需要,民族主义的历史功能是正面的;但是从现在开始因为亚洲各个国家都获得独立,得到自己的政治主权,从现在开始可能亚洲的民族主义已经具有危险性,因为接下去它有可能引发对外扩张的可能。尼赫鲁提出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他的问题是:只要我们用国民国家这种方式去组织人群,民族主义同时会具有两方面的功能。

  对于亚洲,尼赫鲁的讨论非常有启发性,他说:亚洲包含了太多的种族和文化,而且这些种族和文化之间差异很大,很难说它们真的是一体,亚洲人很难形成一个统一的、大家都能认同的所谓亚洲原理。但是,他说只有一点对亚洲人来说是相同的,就是我们这个区域都被西方侵略过,因此亚洲人都有相同的苦恼,对于亚洲人来说唯一的纽带就是亚洲的苦恼。这是1950年尼赫鲁讲的话,在今天我们没有办法再去照搬这一套说法,可是这里面暗含了一个很有启发的思路,就是当我们讨论亚洲这个整体概念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把它作为一个有机体来对待,那么它内在的某一种机理作为整体能够成立,必须有某种接触点和类似性。

  我们很难说亚洲在任何一个历史阶段都有这样的接触点,但是在1950年代又一次找到接触点,这个就是以1955年的万隆会议为它的最后高峰点的反殖民、独立解放民主运动的接触点,在这个背景下亚洲又一次找到一体感。事实上,当时太平洋学会的年会很多亚洲国家缺席,我们也很难说它真的是一个代表亚洲的会议,但是它确实激发出很多关于亚洲的问题,而且对于已有的欧美主流亚洲想象有很强的批判性。

  我把我刚才谈的例子做一个总结,我个人认为在今天我们重新来讨论亚洲问题的时候,大概有一些误区可以排除。第一,“亚洲”并不一定是亚洲人的特权,它并不是只有亚洲人才有权讨论的问题,在这个场域里面亚洲人和欧洲人、美国人和澳洲人,我们都是平等的;但是,“亚洲”究竟在什么样的意义上它作为亚洲才能成立?我相信还有很多学者会讨论这样的问题,就是说一直作为欧美观察对象的亚洲,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意象,今天也许历史走到一个新的转折点上,我们需要和欧美的朋友们一起来创造一个具有亚洲主体性的新的亚洲意象,它不再是被观察的对象,而且它也不再仅仅以西方的理论逻辑为它内在的机理。这个“亚洲”,我认为对于我们在座的所有人,对于我们而言都是陌生的,我们还没有和这样的“亚洲”相遇。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亚洲”在哪里的问题,寻找亚洲的问题,大概是今天历史转折点上我们遇到的最迫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