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岗:“近代”的谱系与亚洲想像的构建

  首先要谢谢张晴先生的邀请。会议安排我在孙歌老师后面发言,感觉压力很大,因为当年是读了孙歌老师的书,才开始关注亚洲和日本的问题。

  我今天主要谈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讨论“近代”这个概念的谱系——日本称之为“近代”,一般翻译为叫“现代”——“近代”或“现代”的谱系就是指人们对“近代”或“现代”的理解本身有一个变化的过程,而这个变化的过程最终影响了对于“亚洲想象”的不同建构;这就引出了需要讨论的第二个方面,也即“现代”谱系的变化如何影响“亚洲想像”的建构,正是因为有了对“现代”不同的理解,才会致力于建构不同的“亚洲想像”。这就隐含着一个和会议主题相关的问题,我们如何寻找亚洲?是不是因为有了对“现代”一种新的理解,才使得我们可以借助不同的艺术来重新想像“亚洲”?

  首先,我想讨论“近代”谱系的变化,也就是人们对“现代”理解的变化。假如从下定义的角度来讲,“现代”可能有从不同角度展开的各式各样的“界定”。但是我想对“现代”的理解,不能仅仅从下定义的层面来讨论,而是要揭示出是什么动力在推动“现代”这一历史过程。因此,这就使得我们在讨论“现代”时,无法回避另一个词,就是“资本主义”。“现代”之所以成为一种普世现象,跟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紧密联系在一起。马克思就把“资本主义”视为“现代”最强有力的动力,他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资本主义”是推动人类社会变革的伟大力量。那么这种伟大的变革力量从何而来呢?马克思说资本主义创造出来的廉价商品是冲破所有万里长城最有力的武器,整个世界都被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席卷其中。正是因为有了资本主义的全球性扩展,才使得“乡村从属于城市”、“农业从属于工业”、“东方同属于西方”。马克思指出的这三种从属关系,提示出理解“现代”和“前现代”“以及“非现代”关系的最重要的路向。其中,“东方从属于西方”就和我们讨论的“亚洲想象”之建构有莫大的关系。
 
  马克思虽然自己是德国人,但当年他写《共产党宣言》时,主要考察的是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他借助对英国的考察,站到了当时最发达资本主义的高度,发现发达资本主义是怎样一步步把非资本主义也即非现代生产方式的地区和国家卷入现代化过程中,而被卷到这一现代过程中的国家和地区又都产生了“现代的焦虑”。所谓“现代的焦虑”,就是看到别人已经“现代”,自己却还没有或不够“现代”,于是产生了无论如何都要变得与别人一样“现代”的冲动。可是,这种“冲动”因为种种原因而不能在现实中兑现,于是就为自身的不够“现代”而苦恼。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德国为资本主义不发展所苦。德国作为欧洲落后的国家,面对英国和法国等先发资本主义国家,感觉到巨大的“现代”焦虑:“我什么时候才能变的跟你们一样呢?”。德国另一个著名的思想家马克斯?韦伯虽然在很多方面和卡尔?马克思有巨大的分歧,但在“德国为资本主义不发展所苦”这一点上却有相同之处。韦伯同样重申德国应该怎样才能变得与英国、法国一样“现代”。在这个脉络中,德国和英法诸国虽然处于欧洲的内部,但已经形成巨大的追赶性落差,而且这种落差不限于欧洲,会进一步向非西方世界扩展——譬如扩展到亚洲——这就形成了“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局面。

  亚洲国家如中国、日本等与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相遇的那一刻,“现代的焦虑”更为巨大。因为欧洲内部虽然有追赶性落差,却没有文化的差异和冲突。“东方从属于西方”的焦虑,用当时中国著名的表述,就是“亡国亡种”,亡国并不可怕,因为中国在漫长历史过程中有多次朝代的更迭,每一次更迭都是一次亡国,甚至是新的统治者来自其他民族,如蒙古族的入侵、满族的入侵,但最终在文化上都被汉文化同化了,所以“亡国”似乎并不可怕。但“亡种”的意义就不一样了,这个“种”并不是一般种族意义上的“种”,而是指与“国”相对应的“天下”。顾元武所谓 “天下兴旺,匹夫有责”,隐含着“亡国“关乎“肉食者”——也即做官的人——而“亡天下”则与“匹夫”——也即天下所有人——都有关系了。所以在面对西方资本主义时,亚洲国家最大的焦虑就是“亡天下”的焦虑。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最初中国人与西方人接触时称为“办夷务”,但在1860年年代太平天国战争后发生变化了,改“办夷务”为“办洋务”,一字之差的背后,某种程度上承认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是比中国固有文化来得高明。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焦虑,用竹内好的说法,日本开始产生一种“优等生文化“。什么是优等生文化”?前提当然是承认西方是老师,东方是学生。不过“优等生文化”还包含这样一层意思:东方不仅要向西方学习,而且要学得比西方更像西方。如果从更广阔的的意义上理解“优等生文化”,那么中国人都很熟悉魏源的说法,就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东方要向西方文化,因为东方被西方侵略,东方学习西方的目的是对抗西方。“优等生文化”中也混合了这层含义:一方面是向西方学习,变得比现代更加现代;另一方面则是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对抗西方。正是这种混合的含义,导致了一种新的亚洲想像的兴起,并且使得日本要重新规划的亚洲图景。

  日本如何重新规划亚洲图景呢?日本向西方学习带来了一个后果,就是希望亚洲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来自西方的敌人,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最早出现“征韩论”,为什么要征服韩国,至少在论述层面上,“征韩论”最主要的矛头是指向沙皇俄国,因为沙皇俄国对亚洲一直有野心,所以亚洲人应该联合起来去对抗沙皇俄国的入侵,1904年的日俄战争爆发就与这个论述有直接的关系。可是,我们都知道,    日本关于亚洲联合的论述其实包含了在亚洲内部复制西方资本主义的帝国与殖民的逻辑。日本向西方学习不仅自身变成现代资本主义的国家,而且在亚洲内部构置殖民主义的帝国,也即“大东亚共荣圈”,“大东亚共荣圈”包括日本、满洲、朝鲜和台湾,而且还指向蒙古,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帝国”与“殖民地”的内部构造,但“大东亚共荣圈”除了内部的殖民主义构造,同时又包含了“反西方”的因素。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日本内部一直有所谓“大陆派”和“海洋派”之争,“大陆派”就是要先构筑起一个联合起来的亚洲,而“海洋派”则希望在构筑亚洲联合的同时对抗西方。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很多日本知识分子原来是批判日本的军国主义,但在这一刻他们都转向了,包括竹内好也写了支持太平洋战争文章。因为他们认为“太平洋战争”标志着“反西方”的开始,之前日本知识分子或许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批判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但对太平洋战争却发生深刻变化,认为是日本带领亚洲对抗西方,是一种“近代的超克”。

  基于这种对“现代”或“超克现代”的理解,导致以“大东亚共荣圈”为标志的亚洲想像。这种亚洲想像是否伴随日本战败就消失了呢?还是到今天为止依然在发挥作用?我认为这种亚洲想象并没有消失,今天讨论亚洲问题时也绕不过去。譬如现在中日之间围绕钓鱼岛的领土争论,我们的官方表述是要维持二次大战胜利之后的世界格局,也就是旧金山条约构置起来的国际秩序。但究竟应该怎样理解战后国际秩序呢?是否只有旧金山条约这一种方式?还是要联系战败之后日本人的反思来重新考虑“革命中国”的胜利对亚洲想象带来了怎样的冲击?不妨还是借用竹内好的看法,他认为日本明治维新以来走的这条现代道路,与中国走的现代道路有很大的不同,日本是所谓“优等生文化”,而中国则是另一种 “抵抗文化”,也就是中国虽然也向西方学习,但拒绝简单地模仿西方,反而一边学习一边抵抗西方,最终通过革命的方式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战败相比,中国的革命建国创造了亚洲另一条独立自主的现代之路。竹内好认为这才是亚洲的新希望。

  革命建国、独立自主的新中国为亚洲提供一种不同于日本帝国主义规划的新图景,其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殖民主义。我们知道,冷战在亚洲的展开与朝鲜问题和台湾问题紧密联合,无论朝鲜还是台湾都面临如何去除日本殖民主义影响的问题,但冷战并没有把去除日本殖民主义影响作为它的前提,相反,冷战完全接受日本殖民主义的结构。这样看来,从冷战的意义上讨论亚洲,与从日本殖民主义的结构上来想象亚洲,其实是一脉相承。而新中国在亚洲的崛起就打破了这一格局。新中国在刚刚建立起来、条件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为什么要抗美援朝?对这个问题回答不能限于美苏对峙的冷战格局,而要清楚地看到新中国是从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出发介入朝鲜战争的。为什么这么讲?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朝鲜战争的起源于1950年南北朝鲜的武装冲突,但著名朝鲜问题研究专家、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康明斯教授在《朝鲜战争的起源》中明确指出,朝鲜战争的爆发如果要追根溯源应该追到满洲国的成立,日本侵略中国东三省建立满洲国导致了朝鲜内部的分裂,一方面很多朝鲜人成为满洲国军官——后来成为韩国总统的朴正熙是其中最著名的的一位,另一方面则是很多朝鲜人参加东北抗日联军,抵抗日本,这里面就有后来成为北朝鲜领导人的金日成。因此,朝鲜战争实际上与日本殖民主义的历史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而1950年朝鲜局势的一个关键问题则是朝鲜人民能不能自己决定自己命运,即使南北爆发战争,也有一个将其界定为内战还是将其定义为一国对另一国侵略的问题。如果定义为侵略,自然美国和联合国军的干涉就有了正当性,如果界定为内战,则情形可能完全不一样。康明斯在书中围绕这些问题有着相当深入的讨论。有意思的是,这套两卷本的英文书在韩国据说只有第一卷被翻译成韩文,第二卷则没有翻译。从这种现象也不难看出,韩国依然有很多人不愿意面对日本殖民主义的历史,因为韩国现在的当权者如要追溯他们权力的源头,会发现他们或他们的父辈都曾在日本殖民时代担任了相当重要的职位。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美国在战后为了维持朝鲜的秩序对抗共产主义的蔓延,几乎完全沿用了日本殖民时代的官员和军队,没有一个清算日本殖民主义的过程。

  在这样的情况下,亚洲的冷战格局就几乎原封不动地承续了日本殖民主义的历史构造。尽管随着苏联的解体,似乎冷战已经结束,但在亚洲,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依然被牢牢地束缚在“冷战”与“殖民”的双重格局中。从竹内好的描述中不难发现日本“优等生文化”复制了西方殖民主义体系,这一殖民主义体系在今天依然还决定着整个亚洲的政治和经济面貌,包括世界最棘手的朝鲜问题和台湾问题,都处在这样的结构之中。曾经也有人设想过“亚洲共同体”或者“亚洲元”,显然是想模仿“欧洲共同体”、“欧盟”和“欧元”,可是实际上亚洲不可能出现超民族国家的类似于欧盟的共同体。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冷战”与“殖民主义”的遗产依然交织在亚洲。假如不经过一个艰苦的“去冷战”和“去殖民主义”的过程,亚洲根本没办法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共同体”。这意味着今天面对亚洲问题,需要有一种新对现代历史的理解,才能产生出新的主体性,并催生出新的亚洲图像。

  以新中国为主体,重新规划对亚洲的想象,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还是竹内好指出的,就是“抵抗”。这个“抵抗”的过程就是拒绝“优等生文化”这一套,虽然可以和西方共享许多普遍性原则,但问题在于这些普遍性原则如何与亚洲自己独特的历史经验结合起来?而且当我们意识到“资本主义”是造就“现代”基本动力时,关键则变成了在“后革命”的时代,是否能够在“资本主义”之外重新想像某种“现代”的可能性?如果有这种可能的话,革命中国与现代中国的历史经验则可以通过“去殖民”、“去冷战”的过程,重新构造新的亚洲图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