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伟:广州与亚洲—一个历史的视角

  我将从广州的视角出发来谈历史事件。我切入的地方跟孙歌教授一样,我在她的基础上来展开。亚洲不是一个单数,如果亚洲不是单数的话,在亚洲视角的广州当然也不是单数。为什么不是单数?大家很清楚,亚洲是一个地理空间,亚洲给我们的印象,既使在纯粹没有人文方面痕迹的地理范围里,至少有两个不同的范畴,一个就是现在给我们最直接的印象的亚洲大陆,亚洲大陆很大,包括成千上万的岛屿;另外一个亚洲的概念,从广州和亚洲的关系来讲,更重要的可能不是这片大陆,而是这片海域,对广州来说这个海域更重要。这个图里是两个亚洲,一个海域亚洲,一个是陆地亚洲。亚洲已经分成各个民主国家,这是二战以后的世界格局。

  今天在亚洲看到的各种冲突、各种矛盾,表现上都是这些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这些冲突背后不是民族国家的问题,深层次来说还是不同世界体系之间的冲突,如果回到亚洲视角的话,就是不同亚洲的冲突。

  我们现在看到一个物理空间的陆地和海洋,加上政治、人文的民族国家,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来谈亚洲问题,陆地的的话、海洋的也好,国家的也好,可以把地方的拼凑起来,在这个物理空间范围里结合起来就是亚洲。从历史视角来说,这个拼凑最后呈现的不一定能表现亚洲的概念。

  回到历史视角,在这个版图上首先不是想像多个亚洲的问题。其实有不同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演出不同的历史。这些舞台我们今天都可以叫亚洲,它们在历史上不见得是亚洲的范畴。跟广州有直接关系的舞台就是环南中国海的圈,这个圈是以人的活动形成的“舞台”,讲广州和亚洲关系的出发点要从这个圈开始。第二个圈是中华帝国的圈,这个对中国人或者在广州的视野下讲亚洲,其实很根深蒂固。第三个圈是传播佛教范围的圈;第四个圈是伊斯兰圈;第五个圈是现代世界体系。

  如果我们要理解广州和亚洲,我们要分清楚广州和亚洲的关系是在哪个范畴里讲?广州在这些文化圈里面都是边缘,如果在广州讲跟亚洲相关的话题里,我们变成一个核心性,我们再来看这个圈可能会引起更多的思考。

  中华帝国圈。我们现在常常讲到中国的帝国时期天下的概念,以为天下讲的是正地球,其实不是,中华帝国的圈跟我们今天讲亚洲地理上空间的圈几乎一致。如果把亚洲看作是地理的概念,在中国历史上就是天下,而不是亚洲。明朝建立以后明朝皇帝说这个天下是我的,并且要通过祭事来确定天下的范围。一开始是天子都去祭,后来天下说“外国”不是天子要亲自祭事,在各个省来祭事,就是现在的东南亚各国,然后就是环中国海南边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福建,就是日本、琉球,辽东就到高丽,陕西往西边去;这个“天下”不包括美洲,不包括欧洲。这个“天下”就是中国人对现在叫做亚洲的认知。今天中国人想像的亚洲,我认为仍然是这样的观念,不只是空间上的观念,政治格局也是这个观念,这个观念在中国和别的国家民族冲突背后。

  在这样的观念下,从交通的角度说,以中国为中心通往外面的通道就是亚洲空间,在唐代,就是从中国通往四夷的这些路。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叫广州通海夷道,广州通海夷道就是今天的“海上丝绸之路”,或者郑和下西洋,这个路唐代已经很清楚。广州通海夷道通过海洋跟整个亚洲的海域联系起来,在汉朝已经开始。这是中华帝国为中心探索出来,覆盖今天我们心目中亚洲的观念,广州通海夷道及其他六条路,这是唐朝的六条路。

  佛教圈的路陆路跟广州关系不大,今天不展开讲,海路从印度洋进入环南中国海领域,利用原有环南中国海人群的圈,然后佛教影响广州,广州由此成为佛教非常核心的地区。大家都知道光孝寺,后来在东亚地区有影响力的禅宗就是从这里开始,然后传播到东亚,构成东亚佛教圈的概念。

  阿拉伯帝国在扩展中广州很重要,伊斯兰教到东亚地区也是从广州开始。隋朝开始传过来,广州还有一个清真先贤古墓,就是穆罕默德派往东方传教人的坟墓,于是广州成了伊斯兰教在东亚的圣地。

  在中世纪8-10世纪时,广州主要的居民是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在唐朝的时候广州曾经被大食国、波斯国占领,当时唐朝的官员逃了,广州一大半都是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住的地方,在阿拉伯文化圈里面广州也是在东亚地区的核心地区。

  16世纪,在欧洲中心世界体系下亚洲概念更多的应该是东方的概念,像刚才罗教授讲的马克思的三句话,最后东方同属于西方的东方,它是东方的亚洲。

  所谓的亚洲,在中华帝国体系里是天下。在佛教和伊斯兰教体系下就是它本身。在欧洲体系里就是东方,孙歌教授谈到,亚细亚在希腊语里就是日出的地方,有点像中国天下体系里称日本,亚细亚就是日本;欧洲人讲亚细亚跟中国人讲日本在字意上是一样,就是日出的地方。

  讲到这一点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刚才孙歌教授说日本人的亚洲概念最有主体性,这是日本;我自己的看法,日本之所以发展出亚洲主体性的概念,其实背后不一定是自觉,实际的效果也好、潜意识也好,其实是用来对抗刚才那几个范畴,就是中华帝国的天下把日本变成东瀛。欧洲世界体系下的东方,日本虽然是东方,但是它不会满足于它只是东方的边缘。佛教的文化圈里,日本不会强调自己在佛教里有多重要,但是佛教在日本生活的重要性大家都知道。在亚洲地理空间的范畴下,在过去一、两千年的历史里,不同的文化都已经建立起自己另外一种范畴。日本用亚洲这个可以对抗甚至超越或者取代这些范畴,在我看来是这样的观念。

  广州的意义,除了日本亚洲主体性叙述,在我看来不一定很中心,在其他几种叙述里广州的位置都非常独特,它的独特性就是都在空间的边缘上,只有一个地方比较中心,但是随着它进入到别的圈它变成边缘。在环南海地区里广州原来也是一个边缘,它的中心性体现在它后来成了中华帝国和这个地方连接的中心。我们从人文活动上千年的渊源来说,广州本来是边缘地方,后来随着中华帝国的扩展,从陆地扩展越过南领,进入南海,广州就成了这两个地方的核心,广州的重要性体现它是中华帝国和南海联系的中心,它的中心不由空间决定,还是放在帝国中心的位置上来讲。

  广州这样的中心性在佛教文化圈进入原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这个圈,在伊斯兰教发展里也是一样,也是通过广州然后和中华帝国中心联系起来。广州的重要性,能够凸显不同舞台上所呈现的世界格局,世界的面向都在广州这里得到体现,特别是到了欧洲为中心的世界体系扩展的时候,商业贸易市场上连接美洲和印度洋、以及欧洲的贸易,所有的贸易跟中华帝国市场连接起来的核心也是在广州,广州凸显的面向到了近代的时候,就呈现非常复杂的面向。

  我们不要忘记这个圈的核心性。这是非常地层的圈。后来在近代化的过程中,我标了几个点,香港、澳门、胡志明市、马来半岛、新加坡、苏门答、横滨,这几个点是大量广东人生活的地方,这样就使得民主解放运动的历史,所谓亚洲民族独立运动历史都跟这里活动的人联系起来,所以康有为、孙中山、梁启超的历史都在这里,韩国人现在追溯大韩民国的正统性追到在广州的临时政府,都是因为这些圈造成它们的复杂性。战后这个地方的民主国家,我们过去叫做民主独立、民主解放或者从殖民地走向民族国家的建立,所有的矛盾都集中在这些范围。

  今天我们以为是南海的冲突、东海的冲突,都会说是民主主义或者民族国家的冲突,背后的背景都是来自于过去历史上不同划圈的扩展,再通过现代化的过程,通过现代民主国家发展的过程中,用新的语言、新的议题来呈现。

  以广州为中心怎么呈现复杂的历史?这是非常有魅力的研究话题,要在艺术上尤其是当代艺术上怎么呈现?我就想不通,因为背后的历史实在太复杂。我只是给一个混乱的图像给大家,我认为这个混乱图像背后有某种秩序在。我想到一个最直接的问题,最后我们要面对一个选择,以广州为中心的话,我们是否要以广州为中心呈现帝国天下的图像?还是我们要很小心、很刻意去超越这个图像?

  在广州做这个展览我有点担心,我有点担心我们以广州为中心,一不小心就把中华帝国的理念渗透下去,我作为学者我不希望看到。我提出来我们要走出这个视角,不然的话我们很容易走进去,尤其现在中国民主主义高涨,所有的事情都是在民主高涨的情绪和心态下,不同学科、不同的舆论、不同的媒体诉求都是民主主义高涨下,我们不要以为这是民主主义。我们讲海上丝绸之路也好,我们讲新海上丝绸之路也好、讲亚洲也好,我有点担心回到从汉唐以来建立天下的世界观。如果回到那里的话,等于我们就要和不同的世界抵抗到底。

  回到做双年展,我可以作为一个观众的角度来谈怎么在广州呈现亚洲艺术双年展。从想像来说,在广州呈现这个展览,如果是把这块土地上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艺术都堆积在一起,很全面的展示,这是可怕的结果,这是最直接的想像。在这样的前提下,我就会想像,如果是一个拼盘式的艺术展示,怎么样让它变成有观念、有主题,真正符合不同观众的亚洲想像,都能在这个地方都能找到一种表述。尝试引导中国观众走出他们固定对世界的理解、对世界的想像,包括他们对现代的想像,包括对现代性的理解。如何放回到历史脉络中呈现出不同世界观念下的亚洲想像,在现代谱系、后殖民时代或者一个民族国家话语体系中,怎么把这些东西协调起来,非常困难。研究的人最难的就是怎么用语言表述,但是可能艺术展示更能表现我们的思想,表现多样性怎么叠合,课题的多样化和不同的主体对课题接受的多样化。我觉得艺术能做到,因为艺术有些地方比理论表述的表现性更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