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晴:以“亚洲”为方法

  什么是亚洲?亚洲——以苏伊士运河和乌拉尔山脉、高加索山脉、里海、黑海为边界分别隔开非洲与欧洲,在地理上很容易得以清晰描述。然而亚洲从来不仅仅是一个地缘概念,还是一个人文概念。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亚洲”意味着民族关系含混、专制主义、非民族国家的、前现代的、无历史的等与“欧洲”相反的一系列社会特征。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不仅亚洲的地理版图是伴随着近代欧洲殖民主义的地理不断扩张才逐渐形成的,作为概念的“亚洲”也并不来源于自身内部,而是一个欧洲的观念。19世纪以前,亚洲人对自身归属亚洲的概念是模糊不清的,甚至在有了亚洲的观念以后,比如中国,也并不热心于此认同。“亚洲”与其说描述了自身,不如说是欧洲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自我界定的结果,是欧洲或西方对不同时间和空间的定义,是一种用于区别自身的一种设定。一方面,十八、十九世纪,历史语言学、种族理论和近代地理学等现代知识体系的出现,为欧洲和欧洲人的自我意识提供了知识的支持和论述;另一方面,16世纪以降,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开始以西北欧为中心,形成世界性经济体系,即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在单个国家内孤立出现的,而是作为一个世界性的体系出现的,它是以世界范围内的劳动分工为基础而建立的,必然制造着世界中心和边缘的划分。欧洲近代资本主义既是欧洲社会内部生产关系变动的结果,也是在与亚洲的关系中诞生的。因此,代表着先进的文明的“欧洲”与落后的“亚洲”都是同一知识和经济建构过程的产物。

  在与欧洲的对比中建立起来,作为衍生性的亚洲话语,为欧洲知识分子、亚洲革命者和改革者,以及历史学家提供了描述世界历史和亚洲社会、制定革命与改革方略,以及勾画亚洲的过去与未来提供了基本的框架。西方殖民者和亚洲革命者制定他们的截然相反的历史蓝图,却使用着相近的叙述框架,这个框架的三个中心主题和关键概念是帝国、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从十九世纪至今,几乎所有的亚洲话语都与这三个中心主题和关键概念发生着这样的或那样的联系。但是这一内在于欧洲现代性的普遍主义叙述的亚洲话语,简化和忽略着亚洲内部的高度分化——不仅文化、宗教和习俗复杂多样性,各个国家和民族的现代化进程和社会体制上也都有差异,很难构成一个整体性的“区域”;同时,在以欧洲中心的对比框架和话语体系中,亚洲内部的差异性、特殊性以及历史和传统不可能得到充分表达或恰切描述。

  因此,新的亚洲认识和想象,对亚洲主体性的探求,深入内部和具体性、历史与现实,植根于我们对各自社会的新的自我认识之中,并不以建构内在整体性为目的。亚洲概念从来就不是一种自我规定,而是这一区域内部以及与其他区域世界互动的结果;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不是对于亚洲中心主义的确认,而是破除那种自我中心的、排他主义的和扩张主义的支配逻辑。我们需要在一种广泛的全球联系之中展开亚洲论述和区域实践--既从其他区域的视野出发来发展亚洲论述,也通过展开亚洲视野来重新理解欧洲或美洲。

  新的亚洲认识和想象,不是止于了解亚洲,并不旨在建立巨细琐碎的亚洲学,或努力发明独异于欧洲的亚洲性,其目标不在亚洲内部,而是以亚洲为方法。这意味着,不是用世界(欧洲)的基准来审量亚洲,而是把亚洲视为构成世界的要素之一,在多元性、体系性的视角下,把欧洲和亚洲同时相对化,把我们的知识结构和观念悬置、历史化,既有超越民族国家、抗拒新自由主义帝国规划的视野和尝试,又不对保护性的主权范畴的简单否定,而是在当代全球主义和民族主义相并而行的情境中,探讨审视亚洲的所蕴含的可能性。

  所谓以亚洲为方法,意味着对亚洲的想象指向世界之创造本身。亚洲想象历史地包含了对于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性思考,既是对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更是对资本主义发展及其危机的应对和思考。亚洲问题不仅是亚洲的问题,而且是“世界历史”的问题。对“亚洲历史”的再思考既是对十九世纪欧洲“世界历史”的重构,也是突破二十一世纪“新帝国”秩序及其逻辑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