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克·斯拉格:现代性的另一面,另一面的现代性

  今天上午三位嘉宾的演讲已被记住,现在我想是时候把注意力集中到新亚洲双年展的语境上。譬如,如果大家看一下以前在广东美术馆举办的三年展,你们就会发现,他们一直清晰而持续地围绕着一个议题进行研究。实际上他们将自己看作一个生产知识的平台,他们具有探讨研究专题和理论的抱负。之前的三年展还特别关注当下亚洲人的思维状态。事实上他们或多或少地把关注点放到“作为精神状态的亚洲”上,将这一特定语境下的意识和更为全球化的视角联系起来。

  2005 年的三年展取名“超越”,它由一个极具活力的论坛组成。这是在经历一系列持续的创作和讨论后才形成。以“超越” 为题,它需要为实验性和现代性提供空间。这次三年展实际的关注点是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现状,它希望清晰地阐释一种处于当代条件下、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出于这个原因,人们更重视建筑和美术之间的联系的可能性。除了关注新的空间实践,它还特别注意到经济环境和生活方式。最后,这届三年展以更全球化的角度去呈现当地具体的问题。在现代化建设中所观察到的发展和由此引起的困惑为艺术思考提供了新的、具有建设性的线索。

  2008 年的三年展主题是“告别后殖民主义”。它的策展方案以讨论后殖民主义语境下产生的诸多限制这一事实为目的。尽管从人文的角度来看,后殖民主义是一个极富涵义的概念,但在当前它却为创造制造了各种限制。出于这个原因,2008 年的三年展重新审视了后殖民主义的文化论域,并为创新实践提供了新的创造形式和可能性。

  然后,我们来到了最近一届的三年展,即以“未见”为题的2012 年三年展。它的策展议程专注于我们感觉器官和人类感知能力的有限性。作为对这些明显的局限性的重要回应,2012 年的广州三年展旨在提供一个可以超越经验式惯常模式的可能性。

  最近这三届三年展的策展叙事也许可以为新的双年展或三年展提供与策展方案相关的线索。我们可以确定,过去三届三年展探讨了生活、创意和感知的其他可能形式。只要仔细观察他们探讨的角度——超越,告别,胜出——你就会辨别出过去十年的逃逸美学。逃逸对现代文明政治和力比多经济、艺术和文化领域的范式、自由主义和前卫运动都举足轻重。因此,逃逸也在过去十年成为策展叙事的关键。时下的现代精神推崇这种追求个自我实现的逃逸,不过,这种现代精神似乎抹杀了一切规范,一切价值都被贬低和轻视:在一个无意义的普遍文化背景下,晚期的现代能源成为全球资本主义、吞噬性民主、新放荡消费和生态灭绝的过剩部分而自行分解殆尽。

  当我们再次谈论现代性,我们必须依靠两个自相矛盾的极端才能形容现代性的新模式。一方面我们注意到能量的逃逸,而在另一方面又存在着为新模式建立规范的需求:我们该怎么活。换句话说,从一个角度看我们必须摧毁各种既定的规则,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又不断努力为生活建立新的规则。我们必须不断地抉择,什么想法应当受到重视,什么想法应当被用来改造自己。此外,现代文明还为团结和社会秩序寻求基础。

  在经历了以逃逸为主导的时期后,现在,为上述问题找到答案就显得更为迫切了,同时对新概念参量的寻求和探险也就更为急切。切换到的一个新的或其他的现代议程似乎已经迫在眉睫。那就是其中的一个规范。这就是为什么我想在今天强调规范的概念,更具体地说,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我们应该再次把这一概念放到我们的策展议程中。为了到达这种新的现代模式(或规范的新模式),我们需要问自己两个重要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在不坚持大众文化为榜样的前提下,该如何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第二个问题是:在唯钱论的商品价值体系中,我们怎样才能使艺术成为商品的二次型而不是其他的任何东西?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探索一些(艺术的)想法,他们或许能够为这些新的现代模式提供参考。现居柏林的韩国哲学家秉哲瀚写了一本书,书名翻译为《疲惫的社会》。他描述了一个被新自由主义过剩(过分积极)充斥的社会,这种过剩以牺牲如羞耻、保密和信任等价值观为代价。其实这些价值观对亚洲的社会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国家学习如何重新实现这些价值。当前寻求透明度的文化使我们成为视觉的奴隶。互联网看似为我们提供了自由,实际却是通过手机,互联网,电子邮件和大众媒体铸成一个数字化的监狱套死我们的生活。

  另一本可能相关的书是罗兰·巴特的《如何生活在一起》。在这本书中,巴特引入了一个“idiorrhythmy”的概念。它指代一种有效的群居方式,在这种群居方式里每个人都承认和尊重他人的个人节奏。最近一名在纽约耶鲁大学、叫周跃的中国研究员重新解读了巴特的这篇文章。

  另外我也想在这里提及一些艺术家。韩国艺术家 Haegue Yang借助阿甘本“未来的社区”的视角诠释了一个可能的新社会。她的作品融合了亚洲的灵敏度和西方的哲学理念,这些能为我们的讨论提供很多具建设性的启发。艺术家认为我们社会的发展正变得越来越零散,而对人类和文明的整体性研究就更有价值了。作为社会的思考者和评论员,艺术家得以自由穿梭于连接了科学,伦理学,政治和当前社会其他要素的概念的整体性研究中。

  另一名韩国艺术家Chan-Kyong Park记录了一个名叫“Shindoan”的宗教社区:一个具有自己特定生活方式、不受在上世纪主导朝鲜半岛的压抑极权主义政权影响的社区。

  一名现居纽约的越南的摄影家 An-My Le 回到越南做了一个历史纪录片。在这个作品里他展现了一种对战争和军事活动截然不同的新理解。同时它还呈现了一个新的、时政的影像诠释:不是“我曾在那里”,而是“我就在这里”。

  一个由日本,韩国和中国的三位艺术家组成的艺术小组——西京人,创作了一个名为“西京”的虚拟城市项目。该项目为这个虚构的城市构建了(历史的)神话。通过描述这个城市的所有要素和特质,艺术家们得以解构和重新思考当下亚洲城市间那些相关的理解力。实际上他们是从一个后民族和后全球化的视野去描述亚洲的城市化。

  最后,我想提一提王庆松的作品《跟我来》(2013 年威尼斯双年展的中国馆)。该作品探讨了传统遗址及在全球文化背景下的教育和文化价值。这件带有仪式意味的作品在刺激了回忆的同时又引起我们对一个新时代的尊重及向往。

  此外,还有一些周边的资源也可能成为新亚洲双年展(的发展)的灵感。在香港有一个于 2000 年建立的研究中心,即“亚洲艺术文献库”。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研究平台——它离广州只有150 公里的路程——该中心策划展览,出版,艺术驻地和研讨项目。光州的“亚洲文化基地”(自 2015 年)也同样踌躇满志:该机构想从新创意和相互启发的角度去重新思考亚洲。它旨在建立文化联系,创建一个让亚洲各国交流的论坛,并提升亚洲社会的整体生活质量。台北也有一个“亚洲艺术双年展”(2007 年创立)。其重点是传统亚洲价值观和当下的生活趋势的联系。这三个例子突出了为广州该新项目找寻一个明确并独特策展议程的必要性:这不是仅仅为一届双年展提供特定方案的议程,而是必须要提供一些值得通过一系列的、持续的项目阐述的东西。它该是一个可能被未来十年里的展览,出版,研讨会,驻地计划和教育项目加以阐述的论题议程。

  根据之前讨论到的主题和议题,我认为这个新亚洲双年展的重点——基于广州极强的反思和研究传统,以及当下亚洲现状所带来的确切机会——是成为一个长期的平台,去展现寻求现代性的另一面的反思和知识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