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特·鲍尔:引力转移——亚洲新趣味

  谢谢你们的邀请。我之前曾经来过广州。非常感谢今天早上大家的发言,因为我们要解决一个非常复杂的难题。我的演讲有两大重点:第一,2012 年 10 月在韩国光州举行的双年展,其中提到目前全球有超过 200 个艺术双年展,亚洲举办的双年展数量激增;第二,我将重点阐述我自己作为一名教授,为何要来亚洲工作,并建立一个小型的新研究机构。我们需要重新考虑双年展的模式,它们正在经历寻找自身身份定位的阶段。它们倾向于逃离全球运作的艺术市场以及商业化的评判标准带来的压力。亚洲举办的双年展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先例,着眼于本地区而非全球,不仅仅包括了那些在首都举办的双年展,还包括了那些在小城市举办的,比如韩国光州和中国广州。以前举办亚洲双年展时开展的合作基本都是暂时性的,每一届都有所变动。十多年来全球艺术主题都深陷以娱乐为目的的泥潭。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亚洲是世界上最活跃的大陆,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发生了巨变,影响了全球化的探索。亚洲受到了新世界大同主义和新型资本主义的驱动,新的身份定位也受到了史无前例,成本高昂的城市化影响。城市化席卷了所有的亚洲国家,带来的变化和行动范围之广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也促使全球艺术主题,艺术家和文化企业家等作出相应的改变。从中国、日本、韩国等亚太区国家,到中东和东南亚,亚太区过去几年的当代艺术双年展和三年展数量增加了一半。最近出现了更多关于建筑城市化和设计的双年展。

  当然,亚太地区也有历史悠久、全球闻名的双年展,如始于1973 年的悉尼双年展,还有始于 1993 年的第一届亚太三年展。另外,还有已被人们遗忘了的印度双年展,首届在 1968 年举行,展出了来自全球 30 多个国家的作品。这一段历史让我回忆起在伊斯坦布尔、广州、台北、横滨、上海、深圳、香港以及新加坡举行的新的双年展,这些展览在国际艺术版图上已经取得了“杰出展览”的美名。

  最近,越来越多独立的双年展巡回展出现了。这些展览在亚太区不同的政治区域举行,都致力于当代艺术创作。某些展览侧重于某一学科,某些侧重于解决特定区域的文化或政治问题。这些开放式的展览大多致力于为来自国际舞台的艺术实验和创作提供试验的土壤,但与此同时,它们的运作超越了常规的国际艺术主题,展出学科性艺术实践作品,新型文化作品,为当地的观众提供内容新颖,形式丰富的国际当代艺术作品。这些都是亚洲双年展取得的成就。随着全球双年展文化的复兴,亚洲使得体现民族特性的双年展摆脱了传统的模态。用批判的眼光来反思这些侧重呈现地区问题的双年展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部分双年展的准确定位是质疑艺术形式,呈现代表性和表演性,国际与国家,全球与地区的紧张冲突。其他的双年展旨在通过吸引全球化艺术世界的眼球而引起国际关注。双年展就是艺术创作的驱动力,在亚洲尤其如此。

  当代艺术挖掘艺术的表达和创作形式,实现探索的新梦想。我们期待双年展能够创造新型艺术以及新的表现方式,它们的形式介于艺术展览和艺术节之间,展品通常都是那些到目前为止传统博物馆和画廊无法接受的作品。许多举办亚洲双年展的国家都没有当代艺术博物馆,甚至连一个美术馆都没有。它们面对的观众对国际甚至是当地的当代艺术一无所知。因此,这些双年展激发了受众对艺术的兴趣,唤醒了公众对艺术的感悟,它们也充满了不可预见性,给策展艺术家,自愿者,参展艺术家,以及对新鲜事物抱有浓厚兴趣的观众带来了有益的挑战。参与双年展策划的艺术家们有机会创造新的圈子。

  双年展自身的不确定性决定了其结构脆弱不稳。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双年展也能更真实地呈现艺术创作,现代化和城镇化进程以及经济和政治转型,凸现全球社会的变化。因此,在双年展的发展轨道上,当代艺术的焦点拓展到建筑和设计领域似乎是合乎逻辑的。

  双年展将影响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话语,促进理论拓展,这些理论影响了政治意愿以及亚洲快速的社会发展。它们规模独特,开拓了新的领域,重新界定了本土与全球,传统与当代之间的广泛关系。它们不仅仅催生了从根本上改变全球艺术文化观念的艺术创作和社会生产的新模式,也创造了新的方式在全球化快速革新的背景下开展创作。本次双年展论坛中有一名主旨发言人提到了亚洲相互矛盾的政治现实,我们不禁意识到了当代艺术创作和再现的政治地位的重要性。他的观点对于策划双年展至关重要,因为策展人受到了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全球化的批判性理论耳濡目染后,双年展将再一次成为新的政治现实——民族主义和地区主义的舞台。

  双年展呈现了社区配给,城市空间,私有化和公共恐慌之间的关系,多元文化并存,人口流动,经济选择以及更多的主题。目前许多双年展侧重鼓励公众参与,教育公众。这样的侧重点,背景可行性,公众参与双年展的形式以及表现的观念使得双年展的主题更开放,更接近观众的日常生活。这也迫使我们批判性地看待历史文献和文献双年展,更真切地回忆起历史上对主流意识形态控制的反抗。双年展长久举办下去需要在公众参与的前提下切合当地的实际。但是公共的参与不能仅仅局限于某个阶段,应当成为文献展的常规做法或以其他教育方式进行。与当地公众之间的互动对于双年展的存续尤为重要,哪怕这样的互动只占公共项目的一小部分,或被当地政府用作推广本地区的手段。而且,现阶段的双年展有可能回应层出不穷的社会和政治事件,其他的展览还在开发这方面的潜力。一旦确立了领先地位之后,它们会越发强调存续问题而不是大胆试验。尽管双年展结构脆弱,侧重呈现众说纷纭的政治和当地议题,其依然是抵御霸权主义体系的合适形式,比其他形式更自由,也较少受到审查制度的干涉。双年展结构复杂,激发各方和利益攸关方广泛的兴趣,尽管他们的目标和理解往往不一致。谈到亚洲,考虑一下我们所处的地缘政治背景非常重要。目前,谁控制了亚洲?一场权力之争正如火如荼,其复杂难解,因为与其说这是一个政治范畴的问题,不如说这是文化范畴的问题。双年展被视为文化创业和文化暴行的有力工具,因此我们在利用工具时必须小心翼翼。双年展不能成为“香蕉”,我的意思是不能把它简单化。在这种复杂和杂乱的情景化中,我看重的正是双年展的杂乱,我们可以理解它并从中学习。窃以为这就是我们双年展的潜力所在,使得承办单位思考其中的杂乱之处。我们可以讨论那些杂乱,开放,模糊,通过分析可以解决的问题。这对于反思和创作尤为重要。我并不是说艺术家要故意把事情弄得一团糟,而是说我们需要梳理复杂的问题从而理解新问题。刚才莎拉已经介绍了,我在一家新的名为新加坡当代艺术中心的研究机构工作,我没有亚洲背景,也不是亚洲人,20 年前就对东南亚充满好奇,但之前从来没有踏足东南亚。这里有很多开展深入研究的机会。我们尝试着把不同的知识领域应用到创作中,这对于全面研究至关重要。我们把各种各样的展览,艺术创作,不同种族的艺术家的作品聚集在一起,大家可以彼此交流学习。

  几年前人们以为我们的中心位于一幢殖民建筑内,其实这幢建筑是两年前重建的。我对亚洲重构殖民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我们的研究中心的确位于一幢英国殖民统治结束之后才兴建起来的殖民建筑之内。之后,新加坡从一个渔港转型为贸易枢纽和殖民地。

  我们也和新加坡当地大学的大型研究团体合作。其中一个合作项目名为“新丝绸之路”。我们试图着寻找丝绸之路目前的位置,它的支持者以及它被废弃的时间。我们尝试着通过展览和研究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的研究通常需要艺术家参与。我们也和亚洲移民保持密切的联系,了解他们对文化和经济的影响以及与亚洲之间的关系。我们与旧金山和巴黎的卡特基金会合作开展研究。因此,我们不能与世界隔离。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不能局限于某个地区或某个国家。把区域文化从全球文化中分离出来非常奇怪。我们有三个供当地或在新加坡工作的艺术家使用的工作室,其中两个工作室面向东南亚的艺术家,两个面向全球的艺术家。我们所开展的研究由工作室决定。我们也希望通过交谈加深了解,目前我们与香港艺术界开展关于艺术市场的激烈讨论。我们在新加坡有四个机构,均致力于开拓东南亚艺术领域。作为一名外国人,我认为谈论移民问题至关重要。我认识三位亚裔艺术家,但他们都是在西方接受了教育。这些确凿的信息有利于我们以新加坡为切入点,讨论东南亚艺术历史的含义,以及是否需要这些艺术家的参与。参考他们的作品有利于我们从观众的角度理解殖民主义,马可波罗旅途中碰到的东方主义以及越南女性的角色。因此,我认为在筹划第一届亚洲双年展时需要解决的问题恰恰就是回答“什么是亚洲”这个复杂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