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歌:关于亚洲普遍性原理

  很高兴美术馆给我们这些美术门外汉提供一个平台,请先让我代表几位学界的朋友向美术馆表示感谢!

  这次我们借助美术馆平台把我们自己的研究拿到这里和大家分享,这个事情本身在结构上和我们讨论亚洲有某种相似性。就是说,如果我们在我们自己的领域内讨论我们专业的话,我们会觉得很多问题可以忽略,或者很多问题被遮蔽了,我们意识不到。假如我们走到我们陌生的一个场域再把自己专业拿出来,我们会理性无意识对自己专业进行调整,因为我们要面对一些并不了解我们专业知识的其他专业的人士提出一些问题,回应一些问题。这个时候整个知识的方式和知识的场域都会发生变化。因此,这样一种变化,我愿意把它作为我们理解亚洲范畴对于我们意义的媒介。

  我想从刚才两位馆长谈到的问题开始,亚洲不是一个自然存在的概念。亚洲最早是一个外部视野,把一个对象作为整体来观察,这件事情本身无论是亚洲也好,还是任何对象也好,它一定是来自外部的视野。所以同理,所有来自欧洲的学者,来自非洲的学者,来自拉丁美洲的学者,他们不会认为自己首先是欧洲人,拉丁美洲人,或者是什么人,他们会说我属于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当我们去看欧洲地域的时候,当我们看非洲地域的时候,最需要这种视野的不是当地人,而是我们处于这个地域之外的其他地域的人。所以,和亚洲这个视野首先来自欧洲他者的观察道理一样,欧洲的视野也首先来自亚洲和其他各洲一种外部的观察。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可能我们要历史性的分析,外部作为他者的视野,所观察到的亚洲和我们亚洲人观察到的欧洲,在含义上有什么样的不同?我觉得这是很长一个历史时期里被约定俗成,但是又被我们合理忽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伴随着殖民地扩张历史阶段所发生世界融合和交流的过程中,我们观察的是各大洲相互审视的视野,其实是不平等的,里面包含某种优越感,包含某种歧视,包含某种自卑,包含某种独立和反抗。历史走到今天,我们要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我们的思考也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那种实体意义上把亚洲和欧美对立起来的历史需求现在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它的使命。我们现在需要一种新的历史需求打造一种新的历史视野,重新来考虑我们如何打造一个开放亚洲的范畴和开放的欧洲、美洲、非洲、大洋洲新的视野。在这个视野里需要一些新的方法论,我们在上一个历史时期里所习惯的那种把一个对象固化,让它变化一个实体性的存在,强调它的本质和其他对象本质的差异,这样一种思维模式必须进行调整。

  在这个意义上,我引用韩国著名的思想家白乐晴先生的一段话进入下面的话题。他曾经针对三个世界的划分,我们知道在冷战时期出现了把世界分为三部分的说法,中国毛泽东也是三个世界理论一个很重要的倡导者。三个世界是把世界实体性的分为三个部分,中国属于第三世界,欧洲属于第二世界,或者说欧洲、日本这些发达国家属于第二世界,第一世界是苏联和美国。白乐晴先生在 80 年代以后重新对三个世界的说法进行了认识论的转变,他说:“在现实当中只有一个世界,但是在一个世界里包含了三个世界。”这是什么意思?是说在现实当中我们不能实体的把世界分为三个部分,换句话说,我们也不能够把亚洲和其它洲对立起来,把它看到和其他各洲不相干独立的部分,因为世界是一体的。同时这个世界是流动的,有各种各样的人在里面活动,有各种各样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势力在里面进行交流,或者是摩擦,或者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在各种各样流动当中,形成了一个新的关于三个世界的认识。

  白乐晴先生并没有进一步的推进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他并没有具体的讨论。在认识论意义上的三个世界里,第一世界包含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立场?第二世界、第三世界又包含类似怎么样的认识特征?但是他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讨论起点——就是当我们去思考今天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格局的时候,实际上现在我们很难再用历史上那样的区分方式,用实体的方式去区别这个世界。下面我还要补充一点,这不意味着我们今天的世界不再具有实体上的差异和对立。实际上这是具有两个层面的问题,这个问题我接下来再讲,我先把白先生提供思考的几点讲完。

  当我们今天在一个世界里活动的时候,其实不分我们所属的国家文化,不管你哪来自哪一种文化,我们都有可能相对自由的去选择,在这样的世界里我属于哪个世界。也就是说,在美国这样的一个头号帝国主义国家里可以存在第三世界,而在相对弱小的后发国家里可以存在第一世界。实际上,我们现在说中国还是第三世界里的一个正在兴起的国家,在中国第三世界里其实已然形成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第三世界,我们沿用毛泽东的方法中国并不是单一的整体,它聚合了不同的世界逻辑。这是我讨论的起点,我接下来希望进一步推进问题,为下面大家自由讨论提供一些话题。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是可以用现在非常时髦的后现代理论来说亚洲根本不是一个实体,三个世界也不是一个实体。因此,我们就把这个对象作为话语,作为讨论的认识论,作为知识生产的逻辑,我们把它轻松的重新划分,是不是可以?我的回答是,可能有一些知识生产可以用话语来进行,但是我们区分三个世界的时候,当我们讨论亚洲的时候,当我们讨论亚洲在三个世界哪一部分属于第一世界,哪一部分属于第三世界,我们没有办法在知识生产层面,亚洲带有不确定又有无法摆脱的实体性。亚洲首先是一个实体,是地理意义上的空间,这个空间是确定的,我们上过地理可知道亚洲属于哪些国家。亚洲地理论不具备讨论条件,能够讨论的问题非常有限。如果我们把思维设定到实体的层面上,很自然的会发生一个疑问,亚洲作为一个命题是不是能够成立?接下来我们还遇到另外一个更麻烦的问题,亚洲其实在历史上和其他的地域一样是开放的,是流动的,特别是经历近代以来的殖民地战争和战后民主独立重建问题之后,经过这样历史过程之后,亚洲已经不可能以区别于欧洲,区别于所谓现代化模式的方式,保持自己所谓的原滋原味的传统形态,因此亚洲任何一个社会都是开放的,而且以消极和积极的两种方式接受来自发达国家各种各样的影响,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甚至语言的。

  在这种情况下,亚洲要如何讨论?怎么讨论它才是一个有效的范畴?昨天晚上我在中大讲演,有一个同学提了非常朴素但是非常真实的问题。今天比起来自己的传统更接近于西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就使用西方的方式来分析我们的历史?我想这不仅仅是中国年轻人的苦恼,也是在座的各位亚洲其他国家朋友的苦恼。因为我们今天基本上只有一套叙述和分析的话语,而且它主要来自英语世界。这样一种情况会引起一些对于亚洲论述必要性的怀疑。事实上,我比较熟悉东北亚,东南亚亚洲研究我现在接触的不多,仅仅就东北亚的亚洲研究来说,我觉得这些年累计起来的亚洲认识本身基本上是借助于西方历史理论的视野形成的一种自我认识。在这样的过程中,亚洲的主体认知,这样的一个阶段我觉得现在已经接近于完成。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一个变化,原来亚洲是被作为欧洲的观察对象,作为一个他者的概念产生在思想史和历史叙述的领域里。而现在,亚洲的知识界、文化界把这样的一个概念转化成一个主体性的自我表述、自我认知的概念。因此,现在亚洲这个范畴的使用,已经和它最初的起源没有太多必然性关联,而且也不存在逻辑上的矛盾。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亚洲的时候一定会遇到的问题,亚洲到底在哪里?如果说地理意义上的亚洲不那么适合于我们进行历史和社会的分析,那么作为文化范畴的亚洲,作为思想概念的亚洲,它的内涵到底是什么?我想有一点是不需要再强调的,当我们使用亚洲这个概念的时候,它一定是一个历史的内涵,它一定是历史性的概念。因此,亚洲不可能成为一种单纯的知识,它一定和某一段历史过程直接关联。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当我们使用亚洲这个范畴的时候,其实我们总是借用这个范畴在讨论某一段历史,而在这段历史里,我们使用单纯国别概念,很难有效去处理核心的问题。比如说,一个最近的历史,发生在朝鲜半岛上的朝鲜战争,朝鲜战争应该是现代亚洲历史上离我们最近的一场热战。为了有效的去讨论朝鲜战争,我们使用韩国朝鲜的视野,使用中韩的视野,使用日韩的视野,都不够有效,我们必须有一个充分的能够把各个国家政治军事纠结在一起的对抗状态,放到统一的场域里处理,这样的论述需要大于国别视野地区的论述,而这个地区的论述就是我们所说的亚洲视野。很多朋友会认为这只是东北亚的区域,东南亚不在里面,南亚不在里面,西亚不在里面,你为什么说这是亚洲视野?这和亚洲论述另外一个特点直接相关,因为不是亚洲任何一个地区都会作为思想和文化的范畴来使用亚洲这个概念。在历史上最频繁使用亚洲概念的区域是在亚洲东部,早一点在东北亚,接下来在东南亚,现在它有可能向南亚或者西亚延伸,但是目前我们看它仍然集中东亚的区域里。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学理的问题,我们是不是有能力把亚洲作为一个完整的整体来论述,这个在思想史上的历史论上其实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上一次也谈了,美术展览可以做到这一点,因为你们可以把整个亚洲的艺术品统统放进一个展览里展示,但是思想史要这样操作的话,那一定是最糟糕的思想史,因为什么都谈不出来。在思想史、历史、文化的领域里我们来讨论亚洲,我们只能讨论亚洲的一部分。这个时候怎么能保证谈的是亚洲,是不是自己?中国很多学者认为我们谈中国,再加上一个印度,亚洲就搞定了。这是直观的逻辑,不成立,但是我们也不可能想像把所有亚洲的国家放进来。我的看法是,如果我们要把亚洲作为一个范畴来使用,我们需要的完整性实体的亚洲,是一个原理,这要回到我关于三个世界重新界定的出发点。当亚洲成为一种原理的时候,一方面它具有非常强烈的地域性的实体的印记,这个印记就是当年尼赫鲁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亚洲只有在一点上是相同的,就是亚洲人共有被西方列强欺压的苦恼”,这是我们亚洲人同通的历史记忆,而这个记忆并不必然保证我们可以把它变成整体性的亚洲论述,但是可以帮助我们转化成一种以亚洲来命名的原理。这一原理可以是哲学的,也可以是历史的,甚至可以是文学的、艺术的,但是它是原理,而不是经验。

  本来我这次准备要邀请首都师范大学的陈嘉映教授,我想请他到这里谈一下对于普遍性的认识问题,很遗憾,因为他要给学生答辩,这次不能来,我简单的用我的理解介绍一下他的研究。

  我觉得他提供了一些非常有趣的参照点,陈嘉映对普遍性有这样一个讨论,他说普遍性不是只有一种,在我们通行的知识视野里只有一种对于普遍性的想像,就是可以涵盖一切现象,或者涵盖尽可能多现象那种同质性的范畴。因此,普遍性的命题一定是高度抽象的。而在普遍性命题之下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个别性,它的功能就是让普遍性可以从中提取出那些能够抽象为“一”的那些多元的材料,这是个别性的功能,它是材料,提炼普遍性的前提条件。

  陈嘉映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追问,他说大家总有一个习惯的说法,思想要把认识提高到普遍性的层面,这是学界通行的说法,没有人怀疑它。他说为什么从来没有人把我们的想法下降到普遍性层面呢?因为抽象是一个相对容易的操作,而在具体的多样性里面去寻找普遍性,是一个远为复杂的操作。我们知道伴随着历史上由西欧文明以武力向全世界扩展的过程,人类产生了一种对普遍性的认知模式。当我们这个世界统合为同质性的“一”的时候,那么这个世界的状况大概是最文明的状况。其实今天的世界仍然沿用这样的思路在发展,因此中国现在也要搞现代化,结果之一就是北京人呼吸不到新鲜空气,但是我们仍然还要现代化,在雾霾里也要现代化。这个现代化是这个世界唯一的生活方式。

  我们现在要讨论的并不是关于现代化人类生活方式的设计,我们要讨论的是背后的认识论,这个认识论把欧洲人类社会里一部分所产生的文明,由于它成功的找到了自己的一些模式,把它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范本推广到整个地球上,文明必须符合某种同质性的要求这个文明才能实现,产生认识论的模式。这个认识论的模式导致我们对普遍性的想像是当各种各样的个别性被抽离出一个统一的同质性的要素的时候,我们的认识就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

  陈嘉映有一个设想,这个设想没有完成,很遗憾没有到现场讨论。他的设想,以后我们该去设定另外一种普遍性,这种普遍性是一种不同质的差异的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他说这个就叫普遍性。表象就是翻译,假如我们把完全不同的两套语言成功的进行翻译,那么我们可能在创造一种新的普遍性模式,这是什么意思?我以我的理解进行发挥,当我们试图推进对于我们完全陌生对象的理解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去除掉自己的优越感,自己的先入之见,和自己的一套价值观念,然后我们才能有效的进入对方的机制和文化系统。而这样的过程,一定要发生在有平等和相互理解、相互同情的场域里。我们知道传统意义上来自欧洲所有的观念,这些观念里包含了人类非常优秀的价值,由于伴随了不平等的、暴力的、剥夺的观念,很容易产生对于陌生文化的优越感。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在人类视野里建立以亚洲,其实我们用非洲来命名也是一样的,因为我们聚集在这里讨论亚洲的范畴,我愿意这样说,也许在人类世界里我们需要一种以亚洲未命名理解陌生文化新的认知系统。在这个认知系统里首先要排出掉那些先入为主关于普遍性的想像,这个社会、这个世界,人类走到今天的状况,我们有没有可能用更多元的价值观和更多元的判断,我们去对它进行评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已经熟悉的理论包括关键词,包括分析逻辑,包括推进的方向,可能我们必须先要把它相对化搁置起来,然后我们去寻找新的分析可能、新的论述可能。在这个情况下,亚洲作为一个视野,真正所具有原理性的意义,是帮我们重新去寻找那些在现有价值判断体系里基本上被忽略、被排斥掉的那些价值。我们知道亚洲是一个高度多样化的地区,是一个没有办法用“一”来整合的地区。既使在东北亚很有限的区域里,这些年由于韩国知识分子的活跃,原有一些以中华中心为想像的对东北亚的论述,其实都受到置疑。因此,多样性作为亚洲的一个基本特征,我觉得这是无可否认,我们没有任何可能性用一个“一”来统合它。

  亚洲是不是一体?我们必须换一种视角观察,才能重新把亚洲一体化,那个一体不存在自上而下人为性对于同质性的设计,亚洲与人活动的方式来一体化,不断的越界交流沟通,各种文化之间的碰撞和融合。非常不幸的是东北亚、东南亚,整个东亚近代以来它作为一体的黏合剂不是友好、不是和平,而是摩擦和战争,我们不能否认战争是区域一体化非常悲哀的纽带。在这样的认知视野里,我们怎么重新组织关于亚洲的论述?在座有几位中国大陆的学者,我们有一个共苦的苦恼,我们怎么在一个亚洲原理的前提下讨论中国,讨论中国并不等于亚洲,但是讨论中国完全可以讨论亚洲的原理。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我们对于亚洲的讨论,实际上今天还没有开花结果的程度,我们现在还在做门前的清扫,在目前这个阶段我们非常需要一些最基础的、带有资料性质的研究和积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够重新呈现,我们走过来一段一段的历史,我们重新思考在这样的历史里,我们如何去生产有效的分析工具?

  今天很有幸请来复旦大学文学院的董少新教授,他研究亚洲观念,中国如何从最初西方传教士代入中国,变成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重新思考自我主体性问题的历史性讨论,他做了很多积累。我的引言先到这里,我想先把球传给董少新,请他能不能接着讲一讲在他的研究里所看到的亚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