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拉•威尔逊:中国人

  非常高兴,很高兴再次来到这里!

  今天早上孙歌教授的比喻让我印象很深——新的大都市崛起,崛起的时候身边都是雾霾——我觉得这个比喻把亚洲带入了一个早期的中国山水画的意境之中,这种意境是有别于西方的,是一个隐性的、透视的、在平坦的大陆上有层层叠叠的云朵连接而起的空间;其次,这种雾霾的存在让我缺乏安全感,这种缺乏相互理解所带来的幻想中的阴霾想云朵一样堆积在大气之中。更实际的来分析,我不得不说这种弥漫的烟雾对我昨天的准备时间造成了影响。我昨天到得有点晚,我的PPT文件出了点状况,我会给你们我所有的讲义。如果我能正确地理解你们的要求,可能一个很棒的展览将会孕育而生。如果我在这次亚双展中能作自己梦想的展览,我想给孙教授提出的制作一本有关亚洲的读物的想法做一些补充。我想制作一本画册来展示20至21世纪以来西方和亚洲的关系;我想制作一本名为“艺术家发现中国”的手册把中世纪的丝绸之路和我们如今新的电子的丝绸之路联系起来。我想做一个有关西方艺术家对于中国这块土地的体验、幻想以及对了解亚洲的渴望的展览,并出版相关刊物。所以现在我从1967年的一个显著的或许是有争议的形象说起,这个形象来自于让•吕克•戈达尔的著名电影《中国姑娘》(La Chinoise),展示了1960年代法国学生对中国的狂热。我很喜欢1967这一年,这一年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也举办了世博会,这个大规模的预示着我们即将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这个挑战正是赫伯特•马歇尔•麦克卢汉所提出的“地球村”。因此我们所认识的全球化的概念并不是新的。然而,我想说我的一个新发现,那便是一个在谷歌地图之前的世界地图。

  在这个世纪之初,有一个男孩成为了百万富翁的银行家,他叫阿尔贝•肯恩,他想做一个彩色照片的记录整个世界,包括中国。这是他的巨大成就:第一个关于世界的彩色记录,包括中国在内。他并没有自己亲自去拍照,但是出资并组织了摄影团队去世界各地收集资料,现在所有的图片资料都储在他巴黎的档案馆里。去展示“阿尔贝•肯恩眼中的中国”的提议主要是可以引导至两个方向:一方面它可以是“艺术家发现中国”项目的开始(以影像资料为主);另一方面它也为我研究中国女性主题的项目提供了一个开始,正如哲学家茱莉亚•克里斯蒂娃所说,肯恩的项目展示了西方第一位中国年轻女性的照片。

  在我即将要叙述的例子中去思考发现、魅力和临界距离的区别是件有意思的事情。在1920年代,年轻的比利时人亨利•米修曾是一名水手,后来转行成为了一名作家,他出版的《野蛮人在亚洲》里面回忆了他在中国的发现和探索。他的墨渍图像,一开始很像法国的作家维多克•雨果,后来变成了中国的风景,通常是接近他的中国朋友——画家赵无极。他的“反东方主义”是复杂的,被年轻的作家及冒险家安德烈•马尔罗从未印度支那争取自由的角度写于《西方的诱惑》一书中。

  当然,在西方来说,“全球化”进入普通生活是日常的世界新闻。1930年代很多勇敢的摄影师来到中国,这里我用摄影师亨利•卡蒂埃-布列松的中国政治剧院的图片指出,当伟大的德国剧作家贝尔托•布莱希特来到中国,他发现这个剧院“距离技术”的关键位置,激发了他的“批判现实主义”——这对于当日的“批评理论”尤为重要。在2009年第十一届伊斯坦布尔双年展中,布莱希特——一种乌托邦式的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当代艺术世界的复兴。该作品名为“是什么让人类活着?”,灵感来源于1928年《三分钱歌剧》的一句话。

  由于1930年代西班牙的内战,纪录片摄影师罗伯特•卡帕来到中国,1938年的南京之于中国就如现在的马德里之于西班牙,在他的镜头中揭露了一些新的发现,如所谓的“墨西哥行李箱”。摄影师亨利•卡蒂埃-布列松来到中国很多次,他后来出的书由哲学家让-保罗•萨特写的前言。1957年,当布列松和马克•吕布在中国时,年轻的阿涅斯•瓦尔达奉官方使命过来拍照(2012年照片才公布于众);同样的,年轻的女秘书索朗日•布朗与1965年被派遣到驻北京的法国大使馆工作,她用在香港购买的宾得和Afga彩色相机记录了她在中国的体验。

  其他的艺术家和哲学家宇1950和1960年代来到中国,而也有一批年轻的中国学者们来到法国并用法语进行研究和学习。他们取得了不错的研究成果,如对画家亨利•米修和存在主义论者让-保罗•萨特的研究,这些研究很多源于他们在攻读博士阶段的学习。从1930年代开始,巴黎的艺术既是具象的也是抽象的,而1960年代法国的抽象和具象艺术家对新中国做出一些回应。

  1960年代,法国艺术家贝尔纳•朗西亚克不仅在博物馆还在法国各省市的街道、居民区展示了他的与“中国口号”有关的政治题材绘画。他的灵感来自于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这一部剧的巡演不仅在法国也在世界其他国家获得了很大的声望。我本人于去年10月也在欣赏到了这部由上海歌舞团在巴黎的演出。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1942年)的演讲被翻译成了法语并拼接在朗西亚克的油画中,现在这幅画收藏于里斯本的贝尔纳作品展中。我相信你们都可以从这些作品中识别出年轻的中国女战士/芭蕾舞演员形象。芭蕾舞剧在巴黎的巡演激起了很多其他艺术家的反响,如艺术家艾豪,甚至包括心理学家雅克•拉康。对中国的狂热在当代艺术史中并未被记载,但是这些都的确是活跃的当代艺术家。

  1970年代,冰岛艺术家艾豪把批评和讽刺的表现手法和中国的材料相结合,创作了一幅现实主义的绘画(基于照片和绘画的复制品拼贴)。他最先为从瑞士开始的巡回展览做“小红书”画册,这个展览展出了何毛主席有关的照片和画作。艾豪当时并没有来过中国,但是其他艺术家来过。在我上一次的演讲中,我展示了约翰•杜加的照片,1972年当时他在中国,他在丝绸和雕塑上创作了一些草图和绘画。他在第五届卡塞尔文献展的“红馆”中展出了这些作品,我想在广州把他这个作品重建。

  让我们再来看看这位电影人尤里斯•伊文思的作品,这位电影人是比利时的共产主义者,他曾经于1938年给毛主席拍过片。他在1970年代回国,与他同行的有法国艺术家热拉尔•弗洛芒热,当时他正忙于他的十二小时纪录片《愚公移山》。弗洛芒热的具象绘画是基于中国人的照片,他的作品在巴黎的“欲望是无处不在的”展览中展出,并成为2009年中法建交年中最受欢迎的作品,这件作品收藏于蓬皮杜艺术中心。

  1960年代开始,法国的摄影师老杜(François Dautresme,1925-2002)开始收藏出色的、罕见的稻草、丝绸、瓷器制中国工艺品。这些工艺品与中国的当代艺术作品一起在巴黎的蓬皮杜艺术中心的“Alors, la Chine”展览中展出,这个展览的标题意思是:如此的中国,新的是什么?接下来是什么?这些美丽的中国工艺品非常接近一个叫做“支持-表面”小组的审美取向,这个艺术团体由一帮法国的抽象艺术家组成,他们的审美灵感来源于中国,他们的知识能量来自于法国的结构主义和毛主义。以克里斯汀•雅卡尔为例,他创作了很多作品是基于“结”(编织结)这个物体的。丹尼尔•德哲玆用芦苇垫和扩大的地盘或支架制作了一个卷轴,让作品从墙上松散地垂下来。

  在1973年,写了《符号帝国》的伟大法国哲学家罗兰•巴特与菲利普•索莱尔以及他的保加利亚伴侣、如今著名的哲学家茱莉亚•克里斯蒂娃一起到中国旅行。巴特给中国的大学做了讲座,分享了他在中国的旅行并写下了他的回忆。克斯斯蒂娃最近也在中国的大学进行讲座,她对我说她很乐意再重温一遍她的《中国妇女》一书,这本书也是她在当年那段中国之旅后写的,这本书最近被翻译成了中文。她很乐意与我们一起合作这次的亚洲双年展项目,她在欧洲和美国的政治学和哲学界都有影响力。我想做一个有关中国女性、中国女性艺术家的项目,并与她第一次的中国之旅产生联系。如果她能加入我们这次的双年展项目,那一定很让人激动的,因为她与一些大学有一定的联系,这样一来可以组织一些列的讲座和讨论。如果我们看看她最初的旅行插图,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一名博物馆的女馆长,克里斯蒂娃遇到了一位称想成为梵高的女性农民画家。这说明梵高——这位在西方重要的画家——在中国、在这个所谓的“乡村画家团体”中是非常著名的。我们重温克里斯蒂娃的“中国妇女”项目后再回到当代的语境中,我们重新思考当今的中国女性形象。我有一个新的发现,那便是克里斯蒂娜•德-米德在她2013年出版的“小红书”《党派》中记录了当代中国的影像。

  克里斯蒂娃和她的朋友们在法国研究中国的文化和美学,他们《Tel Quel》期刊摘录了《芥子园画谱》的资料,再现了中国的绘画与诗歌。他们在艺术上的努力同样也影响了当今如徐冰这样的艺术家。有一本1978年出版的著作记录了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对文字和图像的不同观点,这些观点被一位欧洲人收集起来进行研究,《Tel Quel》摘录了这本著作的精华,并把其与马克•德瓦德、路易斯•凯恩等当代艺术家的作品放在一起——这些艺术家热衷于中国传统绘画,他们很多至今还健在,但是在欧洲并不知名,在中国也鲜为人知。

  以马克•德瓦德为例,他曾经画了一组风格强烈的黑白画,并把中国字“画”写在上面,《Tel Quel》杂志评价他这幅作品呈现了中国书法特性的演变。而路易斯•凯恩的绘画则把西方早期的绘画透视和刺绣的中国长袍结合起来。这些例子可以说明为什么我想策划一个展览并做一个学术性的出版,来呈现20/21世纪中欧关系的记录。

  这里有另外两张图片。这是一个电视项目,有艺术家丹尼尔•德哲玆创作,他是我前面提到的“支持-表面”小组的一员。1987年他来到中国与艺术家Tcheng Chong Li、艺术史学家及批评家 Fei Da进行交流。他有一个展览,内容是他在中国的宾馆居住时,给电视机所拍的静态照片。这些照片美好地呈现了1980年代的中国,书中也有他的政治和美学反思,这本书在他回国后进行出版。
最后,我想提出一个完全不同的项目。上一次我们去了一个购物村,那里有一个非常狭长的走道可能是用于晚会或时装秀,我想把伊利亚•卡巴科夫的装置作品《大门》放置在这里。这件作品最早于2008年展于莫斯科普希金博物馆,作品中包含了“你好”和“再见”两个主题,我想通过这件作品来展示我生命里的聚散离别。这件作品中的每幅画尺寸都较小,描绘了一个“凯旋门”或“门户”式的入口;另有一户大门在中间,意味着通过的仪式。

  另外,我想选择一些正式的礼物,像中国和苏联领导人头像的刺绣这样的,从中国带到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冬宫。非常感谢来自剑桥大学的学术伙伴尼柯莱•梭雷恩-切埃卡夫博士(2006年莫斯科克里舞林博物馆“苏联领导人的礼物”展览策展人),他可能会把这些作品以及广州公众的赏识做一个叫“民族志的概念论”的项目。我觉得如果可以把这些中国的礼物们带回俄罗斯展出,那一定很有意思。

  这便是我提出的一个多元文化混合掺杂的项目计划,非常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