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永瑞:回应滨下武志老师的演讲

白永瑞(首尔,延世大学)

  此次会议的公用语言是汉语和英语,我打算用汉语来发表。当然,我只能用不太熟练的“韩式”口音进行发表,希望大家能给予谅解。首先想和各位分享一下我上个月在香港参加的一次工作坊的感想。

  该会议的主题是“华文•汉语与政治”(2014.9.20-21日)。会议对理解华文圈复杂的语言状况很有帮助。在此我只想提两点参会感想。第一点是汉语与英语之间复杂的关系。在香港,英语是殖民宗主国的语言,所以曾经还兴起过中文运动,但现在普通话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所以现在已经出现了粤语运动。而在北京等地,则兴起了为适应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英语热。第二点是目前粤语所处的困境。来自广东的学者建议把粤语当成(非北方语系地区使用的)区域语言,而非方言,并说明了在推广普通话的背景下,粤语所面临的困境。据说在广东,春节期间,三代人之间出现了语言不通的情况。这使我们又重新对“说普通话,做文明人”这一口号集中体现的语言政策的问题进行思考。来自青海的学者在发表中指出,青海地区少数民族的状况更为复杂,因为他们要成为“两个舌头的人”。汉字中允许一字多音和尊重多种语言(国语与土话的良性循环)是实现民主沟通的重要原则。

  但实际上,培养一种尊重相互间差异的感觉,不只是为了解决华文圈的语言问题,我认为这种感觉甚至可以成为此次为期两天会议主题(SEARCH: Asia)的核心价值。

  滨下武志老师在发表中强调的地域与知域的关系对我们思考这一主题提供很好的启示。

  正如滨下老师指出,受全球化的影响,很多地区摆脱了过去等级秩序中的等级关系,开始以多种形态进行交涉。也就是说,过去在国家内部等级化的地域,在短时间内进入了全球性关系之中。正如滨下老师用图表表现的那样,过去的空间关系也许正在被颠覆。他还主张要将(对地域进行研究的)所谓地域研究(Area Studies)地域化。我能理解这一主张一方面是对(形成于冷战时期的美国,后来得以扩散的)地域研究的国家中心主义的批判,同时也是为了(在全球化的当今现实中)重视各个地区身份认同多样化的状况。

  他的将地域研究地域化的主张与将地域建为知域的课题相关,这一点无疑起到了为我们开拓思路的作用。韩国与日本的汉字读音中,地域与知域是同音异义词(这与汉语中的发音不同)。滨下老师的核心主张是充分利用同音异义词的魅力,通过关注两者之间的重叠与背离,重构知识体系这一宏观思路。他提出的知域概念如下:

  一方面通过在地域的空间领域中划定出假设拥有知识的普遍性,来尝试限定它或制约它。另一方面,为了能够顺畅的讨论地域这个空间,必须在没有明确概念的装置的趋势中,尝试两者的往来,这样的框架就是“知域”。

  通过这一段内容,我们可以了解滨下老师是希望通过知域概念,重新探讨个体与普遍的问题。我们还可以了解滨下老师也希望以“地域是展示社会行动范围的空间概念,而知域是用来展示社会认识范围的空间概念”的观点,来试图超越长久以来围绕(亚洲这一)地域概念是“实际”还是“思想”(或“方法”)的两分法的思考。

  “知域”概念无疑是十分具有新意的,也为我们提供理论上的刺激,但我个人还不能确信自己是否正确理解了知域的涵义。参考滨下老师的其他文章(《グローバリゼーション下の地域硏究の新たな課題》,载《北東アジア硏究》第20号,2011,p.27)后,我觉得知域概念似乎与共享地域知识或信息资源的课题相关。同时也可以理解为知识分子的“知识世界的范围”或知识分子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仍然受到影响的,(用我自己的话来说)对形成某一时代的知识起到深入影响的过滤器(filter)或范式。

  因此可以说知域的概念包含着很多层意思,就我个人而言,觉得使人们关注“地域与知域之间的重叠与背离”是知域最重要的作用。第一次面对这一概念时,我的脑海里首先想到的是英文词汇“glocalism”。“从全球的角度进行思考,从地域的角度采取行动”(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不正是很好地体现“地域与知域之间的重叠与背离”的例子吗?全球层面上的社会认识范围的空间,即知域,与地域层面上的社会行动范围的空间,即地域,重叠在“glocalism”一词中。

  众所周知, glocalism体现将从地方(local)到全球的(global)多种空间规模(scale)联系起来进行思考和行动的能力。换句话说,它意味着将地方的(local)、地区的(regional)、全球的(global),或微观的(micro)、中间的(meso)、宏观的(macro)要素联系起来思考和行动。在很久以前,笔者曾进一步把立足于全球地域主义(glocalism)的学术研究命名为全球地域学(Glocalogy)。  如果将glocalism翻译为汉语,大概相当于“全球本土化”或“全球在地化”或“全球地域化”,所以姑且把glocalogy翻译成“全球地域学”也应该无妨。这一概念的核心是从全球的角度进行思考,并真正落实到地域的学术研究,或把地方的、地区的以及全球的因素结合起来进行分析的学术研究。

  过去在强调全球地域学的过程中,我虽然也重视地方、地区、全球三者之间的联系,但更关注的是前两者(地方、地区)对全球要素的影响,但在不久前,我开始更强调全球视角的重要性。今天通过聆听滨下老师的发表,我得以再次确认这一视角的重要性。

  我从全球地域学的角度关注全球层面的问题乃至全球视角,与我过去强调的“双重周边”的视角密切相关。“双重周边”视角的问题意识是:要同时兼具在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史中被非主体化了的东亚这个周边视角与在东亚内部的等级秩序中被压抑的周边视角。通过引入这一概念,我希望能让人们关注全球和地域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并为超越西欧中心主义和现代主义提供方法论上的启发。同时在这一过程中,我还希望“双重周边”视角能够得到扩大。因为这一概念与周边对中心的颠覆和变革的解构话语密切相关。

  我想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对滨下老师从地域角度解读孙文的内容提出一些意见。滨下老师十分重视作为知识分子的孙文所具有的知识世界的范围。他尤其认为孙文的魅力在于,孙文将西洋理解为整体,从西洋出发又归结于西洋,并在这过程中,作为同时代的知识分子,还关注西洋在100年间涉及的课题或问题。他通过分析藏书目录得出这种解释无疑十分令人感兴趣。但我想在此提出一个问题,滨下老师解释的孙文的西洋观,即孙文的近代观中,是否就没有试图克服近代的倾向?这一提问与昨天进行发表的白乐晴老师的“近代的双重课题”的问题意识也是相通的。

  这一提问不仅与如何评价知识分子孙文的西洋认识相关。因为滨下老师认为,郑观应提出的商战概念,即通过国际经济竞争来实现富强这一课题通过孙文的知域,从辛亥革命一直延续至今。如果将滨下老师以地域研究地域化的问题意识提出的知域概念,运用到西洋的话,西洋也不能只理解为一个地域。相反,我认为关注(白乐晴老师提到的)16世纪以来西方也出现过适应资本主义的同时克服资本主义的“双重课题”,也许更为恰当。

  同时这一问题与看待当今中国的视角,即滨下老师所说的作为知域的现代中国论也相关。他认为有必要探讨全球化角度的中国论,并对超出中国的知域世界中的中国要素进行分析。所以现在有必要重新讨论孙文的世界视野和对西洋的知域,追问亚洲知识分子与21世纪这一全球化的历史时代会建立怎样的关联。(在中文版中)他接着写到“然后来看现在这个孙文的形像,立足于自己西洋知的同时,对与此不同的亚洲也想去做出议论。通过此点要重新意识到,这与50年以前的孙文的形像有着很大的不同。”

  但是滨下老师发来的日文文章(《地域と知域の重層:20世紀知識人孫文にみる地域像》,载王柯編,《辛亥革命と日本》,2011)中的这部分内容却有所不同。如果将这部分翻译成中文,则是“如果站在这种孙文形象的角度,就会重新发现这与(既立足于西洋知,又试图论述与此不同的亚洲的)战后日本的孙文形象有很大不同。”关于这一点,滨下老师通过脚注给出的依据是竹内好的《日本的亚洲主义》与《孙文观的问题》等两篇文章。由此可以推测滨下老师的孙文观与竹内好的孙文观多少有所不同。我认为这一不同与他们二人不同的理解西洋或近代的方式也有关,但在此不打算深究。我更希望稍微分析一下中国之外的研究者理解中国的态度。

  竹内好的《孙文观的问题》一文主要关注孙文的亚洲主义和亚洲团结的构想。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更吸引我眼球的是,竹内好说明自己在大学时期以来常常参考“三民主义”的原因的部分。竹内好是在想一般性地理解中国人的心情和思维方式时,阅读的三民主义。他将文化理解为一个民族的生活情感的总和,因此他是将三民主义当成了广义的文学文本。竹内好还评价宫崎滔天的《三三年の夢》、北一辉的《支那革命外史》以及铃江言一的《孙文傳》中“流淌着日本的血,在这种意义上,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孙文文献”。我想请问滨下老师如何看待这种态度?

  2012年我曾发表一篇文章,在文中介绍了韩国的中国研究的历史轨迹,并试图摸索批判性中国研究之路。今年这篇文章分别在东京和台北翻译为日文和中文。该文从全球地域学的角度,摸索了重构批判性中国研究的可能性。最近东亚各地对越域问题--超越国家领域和学术分科领域的--的讨论都十分活跃。但我认为,里面存在“生产伪知识”的危险,为了摆脱这一危险,我将作为全球地域学的中国学构想为批判性中国研究。下面引用其中的一段:

  批判性中国研究者为了不陷入上述的陷阱,做到既发挥分科学问的长处,又超出其局限,首先要扎根于各自所处的现实生活,还要有把从中提取的社会议题转化为学术议题的热情,即“从内心深处流露出的对生活的兴趣”要成为他们从事研究的推动力。这并不是意味着要对时事问题进行阐释或做短期性预测,而是说要担起将短期或中期问题与长期的脉络相连接的责任,换句话说,就是要承担从时事问题找出思想课题的任务。而且要同时思考全球规模的、长期的展望与中小规模的、中短期课题,并将其纳入一贯的实践之中。尤其对韩国的研究者而言,要在从事与中国相关的研究的同时,还要始终把问题意识放在韩国的思想资源上,对探索韩国的思想做出贡献。只有这样,中国和韩国的主体间才能建立相互借鉴的镜子关系(即“共同主观性”)。

  虽然这段引文只涉及韩国与中国的关系,但相互借鉴的镜子关系(即共同主观性)同样适用于整个东亚。也许此次会议的主题--SEARCH: Asia,就表现出了要追求这一镜子的意愿。

  我在上面提到过“从内心深处流露出的对生活的兴趣要成为他们从事研究的推动力。”这里的“对生活的兴趣”会因各自生活现场的不同而不同。关于这一点,我想强调的是“核心现场”的重要性。如果仔细观察,我们身边随处都可以成为核心现场。但只有在自己生活的地方真正成为主人,这一地方才能成为核心现场。更确切的说,当我们正确认识到某个地方凝结着时间与空间的矛盾与纠纷,并坚持要克服这一矛盾的姿态时,才能发现核心现场。换句话说,核心现场指的是,在帝国、殖民、冷战的多重影响下,形成的(在空间上分断的)凝结东亚矛盾的场所。一直以来我所关注的核心现场是韩半岛、台湾、冲绳。但是,中国大陆和日本本土内肯定也有既与这些核心现场密切联系,又有别于这些现场的、凝结东亚矛盾的场所。今后,我们需要更积极地去发现这些新的核心现场。

  我想特别强调这种发现核心现场的工作的前提是一定要以考虑在生活的现场生活着的人们的情绪。我的评论是以语言问题开始的,所以也打算以语言问题结尾。人们也许会认为,在我的生活现场(即韩半岛)生活的人们是单一民族,都使用韩国语,所以语言问题应该没有华文圈那么复杂。但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韩半岛的语言也存在很多复杂的问题。过去,韩半岛吸收了汉文,并以汉文作为文字来使用,但又发明了韩文,在后来日本殖民时期,又强制要求使用日文。到了现在,众所周知,因为韩半岛已分断很久,所以南北(韩国和朝鲜)的语言的异质性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阶段。仅从韩国来看,日常生活中,英语词汇和用法的渗透日渐加深。大学的教育语言中,英语也正在渐渐占据优势地位。同时因为很多词汇来自汉字(中国古典典籍或近代日语),所以为了正确构思韩语,就必须要了解汉字。比如,如果不知道汉字,就很难区分地域、知域等同音异义词。由此可以看出韩语所处的现实也很复杂。这么复杂的语言问题,很难用统一的语言政策或语言教育来解决。要优先考虑使用语言的人们的情感,在此基础上,培养人们主体性地阅读和思考的能力。

  这一点不仅可以适用于一个国家,还可以适用于整个东亚地区。今天我们这样面对面,用不同的语言进行交流,不也是为了体会彼此的情感,共享(肩负不同课题的)各自不同生活现场的脉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