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歌对滨下武志的回应

  刚才这些扩展,关于西洋知的意向也好,或者在中国脉络里怎么解读滨下先生的报告和白先生的评论,很有意思。但是我又觉得,其实他们在说另外一件事情,那个事情有一点难度,我是做思想史的,对我来说意向很重要,但是意向是一块“敲门砖”。通常我敲了门之后,这个和一般做哲学的人不太一样,哲学敲完之后这个砖要扔掉,当然有些哲学家又不太一样。但是对于做思想史的人来说,这块砖是一直要拿在手里,因为拿在手里你才能够知道你的空间在什么地方。问题是,我们如何找到这块砖?这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并不是说西洋的东西就一定是西洋的。比如西洋的意向,我在黄埔村看到欧洲教堂李厂有的彩色玻璃,虽然那是复原的产物,我想有历史依据。黄埔村的村民不会认为那是一个西洋的东西,他们认为是自己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就是它已经融入广州这样开放港口城市的历史。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去甄别到底什么是西洋的,什么是本土的,这个是有难度的问题,这个我没有办法展开,我只能提示一点。虽然我也常常讲西方,使用这个词,也讲本土。在使用这些词的时候都不是我们关键,因为它们都不好使。

  我正面回应滨下武志提出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其实从思想史的角度,我对孙中山的角度,对竹内好的解读可能会偏重另外的部分,比如我把三民主义启蒙性质作为我要讨论的对象。因为我们知道他在写“三民主义16讲”的时候,写出来都要给秘书看,只要秘书看不懂那部分就全部清理掉。为什么?因为三民主义不是理论的文章,也不是一个单纯的思想启蒙,它是政治动员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它的对象根本不是精英,而是面对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像孙中山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滨下武志先生注意到了他的世界视野的边界,我觉得这是非常有趣的问题,非常重要。我理解滨下武志先生强调说,当我们谈历史脉络的时候,光有脉络还不行,我们还要有空间。这个空间是什么?现在我们学科有一个先成的领域,叫做历史地理学,把历史和地理两者结合起来,来强调某一种地域性的思考。虽然做的好的人寥寥无几,最后变成某种形式,但这个领域是非常重要的视野。它比单纯的历史脉络复杂,因为有了空间的牵制,这个历史脉络就必须是在地的。

  接下来滨下武志先生的问题就是一个真问题,我们如何让地域研究地域化?因为我理解滨下武志先生讲的“知域”它不是一个概念,它是一种知识的感觉和处理知识的方式。而恰恰是在这个意义上,滨下武志先生所说的能够把实体的地域和思想的空间结合起来的“知域”,它具有非常具体、非常明确的地域特征,而这个地域特征在他的报告里被解释为开放的、流动的,也就是说白永瑞先生所强调的,是一个全球视野里的地域。可问题是,这样的一个说法它复杂的内涵,现在没有被共享,你讲的核心是配合你的说法,这样的“glocalism”不是排查自足的空间,它必须有非常明确的主体。这和滨下武志先生的讨论是高度一致。

  在这个讨论里我们重新来看到底什么是西洋西方?到底什么是亚洲?你就会发现所有概念的定位发生了翻转。因为在静态的世界结构图里,其实西方这个概念不是西方人的概念,这是东方人造出来,对我们来说它是有实体意义的概念,对西方人来说概念没有那么强。

  在一个静态的知识构图里,西方和东亚既变成问题的前提,也变成问题的结论。但是在滨下武志先生的讨论和白永瑞先生的讨论里,它们只是整个论述当中的一个环节。而这个环节我觉得不是它们的核心问题。在这样的视野里,我很强烈的共鸣就是,我感觉到“寻找亚洲”这件事情好像具有了可能性,因为我们排除掉了静态的、绝对化的起点和终点,这个寻找才变得有意义。而这个寻找之后,我相信我们找到的那样的一种工作方式,或者说我们找到的某种分析的机制,它是可以用“亚洲”来命名,因为我们寻找的方向不是来自那些给定的,被第三世界精英高度静态化的所谓西方理论,或者西方的知识系统。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可能像白乐晴先生一直所表述的第三世界,这个第三社会同样存在于西方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