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原对滨下武志老师的回应

  首先对的一些关键概念作出我自身的理解,关于“知域”这个概念。我觉得关于“知域”的划分,就我的理解来说,是一个符号化世界的层面。实际上就是说,我们把这个世界分成一个现实世界,现实世界如果没有被符号化,我们不能认知,“知域”概念的提出,通过符号把这个世界上升到认识层面。这个符号层面主要的介入手段是白永瑞说的语言,语言文字是符号化的基本手段。
    如果谈到“知域”中的“西洋知”或者跟亚洲象对应的“亚细亚知”一定会有相关的语言和文字。西洋知一定会有西洋知的一套语言符号,同时也会连带生产出一系列跟西洋知或者南洋知、东亚知相关的符号表象,这个符号表象就是我们要讨论相关现象,比如来自于艺术的、或者建筑的,都是通过这些指示体系被生产出来。

  从这个角度来看,滨下武志老师讨论的孙中山先生,以他作为中心所谓“知域”的形成。近代化过程就表现在以孙中山命名的中山大学几个阶段校园建筑的变迁史,我认为这是可以对应的。这个对应关系也可以回到白永瑞教授在文章中提出来的,超一种语言或者口音的人,其实会有跟他相关联的符号表象,它有个批判关系。比如说当你说到广东三代人在春节时候发生语言不通的现象,其实不是语言不通,是面对电视频道竞争中而所产生的差异性问题,面对CCTV,还是面对香港明珠台产生的问题,其实在传播语言,在竞争的不同人群,在这个情况下出现了文化差异。

  如果放到传播角度来说,你发现一个特点,保护粤语就是保护骑楼。骑楼为什么会被规划,或被归纳成一种本地文化现象?这和口音有点对应性。如果口音一旦离开现实物质载体,这个口音就会动摇,可能就会变异。我举个例子,比如我的家乡桂林,我家乡桂林是两广地区唯一超被访方言的族群。这个地区的人,到今天为止我回到家乡,我们下一代的孩子已经基本上不讲桂林方言,原因是桂林找不到像骑楼这样广东典型物质载体明确的地方文化,口音没有可以寄托的符号体系,很快就被动摇。因此,CCTV普通话很迅速的把地方方言慢慢消磨掉,再过一代人我估计桂林方言就不存在了。为什么粤语会在这个地区能保持稳定?我想跟文化符号化的过程有关系。

  我们再追溯一下骑楼的来源,跟滨下武志老师说的“知”有关系,其实它是一个“南洋知”。“南洋知”又从何而来?“南洋知”是“西洋知”跟一个民间层面的“中国知”在南洋的碰撞所形成。所以我们追溯“知”的来源中,这里面会有很多线索,这些线索会留下一些符号的痕迹。因此我们追踪这些符号痕迹,本身连带追踪“知”的来源,以及语言本身的来源,这些都形成对应关系。

  如果使用滨下武志老师的概念重新分析中国近代化所留下的文化遗产,尤其是建筑遗产,尤其是以中山大学的一系列建筑遗产,跨度一百年。而这一百年的建筑恰恰和“知”的变动形成对应关系。这里面有两个“知”非常重要,一个是“西洋知”,“西洋知”如果以符号层面出现在帝国,就是滨下武志老师分的亚洲问题四个层面中的帝国阶段,特别是在清中阶段。实际上西方的建筑符号出现在广州最早,大概在18世纪出现,出现在珠江变上。那时候所出现的“西洋知”和帝国的“中国知”毫无关系,那个时候帝国还没有把它看作是文化,它只是被圈禁起来的西方他者。到孙中山那个时代,发现孙文先生在他的家乡留下他的故居,那个故居表达他某种“知域”的符号。他采纳殖民地样式,而他是这栋建筑的设计者,一方面可能是他多才多艺,另外一方面可能是他找不到设计师,所以自己做设计。但是他显然在这个建筑没有采取传统古居的做法,而是采用外来者的样式,实际上以他者为自我。

  我把中大第一个阶段的校园建筑,以大钟楼作为标志的建筑,还是以“它”为我的阶段。某种意义上用“西洋知”顶替“中国知”,我把它称为“制服效应”,就是脱掉旧制服换上新制服。第二个阶段跟“知”的变动更重要,就是国立师范大学校园,这个阶段跟刚才李公明老师所说的有关系。孙先生去世被追为国父,这个纪念性仪式跟民族国家的追踪形成一致性。这个时候,民国早期其实只有两个选项,这个选项就是西洋,还是中国,到了孙中山被称为国父之后变成有四个选项。这四个选项是这样,必须抛弃“西洋知”,那个“西洋知”就是我们说典型的符号就是希腊神庙,希腊神庙是典型的符号,这个符号比较被抛弃,从而被选中的是中国宫殿。宫殿要取代神庙,但是宫殿必须被改造,因为宫殿来自传统帝国,不适应于民主国家,民主国家必须打出传统旗号,这个时候宫殿模型按两个模型改造,一个是中西结合的宫殿式,一个是中西结合的神庙式,所以出现了中山纪念堂。被追为国父之后,换句话说就形成一个国家纪念空间和国家符号体系。以这个符号体系为原形,产生了中山大学师范小区,这就是宫殿式取代神庙式的成果,因此也就创造了一个民主国家近代化的符号体系。这个体系再到滨下武志老师说的冷战后,新中国出现一个新的变化,每个阶段的变化都留下与它相关联的符号遗产。

  还有一个值得解释的现象,就是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康乐园现象。康乐园现象我们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18世纪当西方商馆出现在珠江边的时候,曾经还有一帮人出现,就是传教士和一大人郎世宁。郎世宁在宫廷为乾隆皇帝画一些用“西洋知”转成“中国知”的一批绘画。这个现象到了20世纪之后被另外一帮人继承,就是以莫非为主的建筑师,这些建筑师就是干“建筑郎世宁”的工作,不过郎世宁是为乾隆皇帝过,莫非这帮建筑师是为民主国家初期去创造一个用“西洋知”来表达“中国知”的观点,那种所有岭南大学中西合并的建筑,这个符号体系其实在20世纪初期面对新国家的文化自尊心所被创造出来。因此,我们可以把“知域”和符号体系放在一起观察,就是就可以把原来历史领域和视觉艺术的层面并在一起,可以找到相当多的契合点。因此,我们也能观察到一个结构,就这个结构完全吻合滨下武志老师化的亚洲四个结构,每个结构都有相匹配的文化遗产。

  我在给学生介绍的时候我们有两条路可以做研究,一条是历史学家之路,一条是符号表象之路,符号表象之路同样也能反过来推测直接背后所隐藏的历史规律。

  吕彦直先生设计中山纪念堂和中山陵这两大建筑,中国第一代建筑师,我们称为建筑师的人都是从美国和欧洲留学回来,基本上都是从美国回来。美国体系所沿用的是巴黎美术体系,我们称为古典艺术体系,这个脉络是这样。

  现在最值得关于的两个现象,一个是西方发生的变化,西方在19世纪中叶之后发生一个叫“新古典”现象。什么是新古典?就是西方从君主国家转成民主国家之间发生的。换句话说,新国满足两个目标,一个是为新的民主国家创建空间,第二必须具有古典新形象,因此叫“新古典”。我们把古典主义看成一套语言,重新用单词组词造句,变成一个看上去辉煌的古典又是新国家,这是西方19世纪中后期。在意大利和法国留下大量的国家新建筑。中国同样要完成一个新古典,是在30年代,就是孙中山先生去世以后,他被追为国父之后,国家要完成这一任务。新的民主国家必须建立新的国家纪念空间。我们请问,新的国家纪念空间能来自“西洋知”吗?不能来自“西洋知”,因为它有损我们文化自尊心,它必须来之“中国知”。“中国知”和“西洋知”当时就是两个模型,一个是西方的神庙模型,一个是中国的宫殿模型。从太和殿拿到模型,拿到模型怎么办?跟西方19世纪一样,把它变成民主新古典,这个工作由吕彦直先生完成。就是把中国古典皇宫的符号重新拆下来,然后经过组装变成新的中西结合的国家纪念形式,之后形成一个系统,变成了国立中山大学师范小区、变成南京大学,变成了各种不同民国纪念。大量的工作是在孙先生去世前后完成,跟他本人也有很大的关系。每一个风格背后一定有个推手,是政治跟宗教的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