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对滨下武志老师的回应

  论文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历史中的纪念日,对我的启发非常大。比如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的关系。

  我想提出一个问题,在纪念日这样一个议题上的一种悖论,我们通常把某种纪念日的确定和举办活动背后的意义进行阐释。但是多年来在我们的生活经验里有一种悖论的现象,纪念日的存在,它意义的阐释,恰好依赖于不允许有纪念日,这就是最强烈的悖论。现实悖论的背后作为研究者,我想探讨纪念日与禁忌的关系。这样的关系可能是现实中的决策人由于在文化记忆学术问题上,可能他们的知识网络和结构很难令他们想像出来,有什么比禁忌更能够加强纪念的方法?我从滨下武志老师的议题里学到的和想像的一个问题。即便在辛亥革命的纪念和孙中山的纪念活动里,有一些教授由于他们一直以来对孙中山辛亥革命持一些与学术界主流看法不太相同的观点,我就发现这些教授可能会在参加各种孙中山纪念学术研讨会被排除在外,这是不是也是相反呢?让这些被排除教授关于纪念的观点得到更大的发扬。

  第二个,对白永瑞教授的回应,我非常感兴趣,深深的打动了我。因为你提到要有现场,要把现场的社会议题转化成学术议题,我觉得这是我们作为人文学者必须要有的学术责任,我是非常认同这一点。在你的文章里我看到一个概念叫“批判性中国研究”,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令我振奋的观点,但是我想提个问题。这个观点与你关于“东亚霸权话权支配体系已经转变”大的环境底下,韩国在建立一个东亚新的秩序里应该起什么作用?这样的论述,这个论述从您的《思想东亚》书里学习。与您的论述有没有内在的联系?我的意思说,你要谈美国霸权逐渐退出之后,亚洲秩序的建立韩国是不是应该有作用呢?在提出这样命题的同时,你提出对于中国崛起一种学术上的看法,这个看法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你的原话是这么说的,你说“你对“中国威胁论”有一个分歧,你认为如果不是从自由民主的角度,而是从符合大一统的角度追求权利利益正当化,把民主主义作为发展的动力,但是在发展过程里没有注意到通过加强内部改革来促进东亚和平,这个可能是让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崛起看成是某种潜在威胁,”您的书第33页是这么写的。

  我就想,你把这个两个问题,你的《思想东亚》同样谈韩国在霸权支配体制转换过程里可能有的作用,同时谈到对“中国威胁论”的分析,当然你并不赞成“中国威胁论”,我看得出来,但是你也有批判性,这是赞赏的角度。我想请问,您会不会有一种忧虑,中韩在进行某一中关于东亚秩序话权支配体系转换中的竞争?如果有这种竞争的忧虑的话,你是怎么看待竞争的发展趋向?

  滨下武志:今天的说明不是按照一个个具体的纪念日,在历史研究里提到比较重要的排他性,不一定只有一个。我给到明清东亚的研究,我非常希望以后一起讨论。以革命1949年为止的历史介绍,还有改革开放以后的历史研究,这三者比较高的,应该强调纪念的历史事情。不一定选择一个,我们要三个,或者我今天所说的四个同时,但是这之间的关系不一定是对立的关系,矛盾,竞争也好。我想这个问题,像讨论纪念日类似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