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应与讨论:边缘思考的跨界意义和关于长颈鹿视角与兔子视角的差异问题

  主持人:我们把两场讨论(回应与讨论一:关于长颈鹿视角与兔子视角的差异问题;回应与讨论二:边缘思考的跨界意义)合并。

  江湄:感谢大会主办方邀请我参加这个有意思的会议,我想说的很多,因为时间关系,我赶紧说最想说的话。  

  我很赞同孙歌所说“冲绳有超出冲绳的意义”,冲绳是一个让人切身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暴力基础的地方,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残酷真相,但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产生了这样一部绝对和平主义的宪法,确实如孙歌老师所说,它表现出一种“真正的自立精神”,同时也是真正的战斗精神,正如陶渊明淡泊的田园诗的背后乃是“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而冲绳对我的更大的冲击却是冲绳根本没有普遍性的那一面。“跨界社会”对于冲绳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定义,这个“跨界社会”的经验有极其特殊的一面。如果拿它跟中国内地一些乡村社会相比,在那里,在人与人的生活世界当中,也有类似冈本先生所说的“共同体生理”。梁启超在1921年所著《先秦政治思想史》中曾论述,中国传统乡村生活有一种以诚挚的同情心相灌注相感通的互助精神,先秦儒家的社会政治理想正是建立在这种小共同体的生活经验之上。梁启超还拿它来批判现代社会的基本概念,如权利、效率、个人本位。而且,大陆的生活世界其实也是“跨界”的,虽然是一个国家,但内部有很多“界”,地域、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很大,好像“中国”这个统一的名称显得很勉强。但毕竟大陆人生活世界的“界”本身并不构成生活当中很关键的部分,尤其不带来尖锐的痛感,但是在冲绳这个“跨界社会”就很不一样,这个社会实实在在地被冲突着的大国的“界”所规定所扰动。而正是在这种“跨界”的社会生活样态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国“界”是如此实在,对生活有如此重大的影响。冈本《水平轴思想》中讲,“共同体的生理”并不能使国家的意志渗透到民众生活的深层,但我却认为,正是因为冲绳的“跨界”才使得“国界”在这里如此深刻地参与到民众生活的深层,在日常生活中变得如此明确。

  越多地阅读来自冲绳的文本,我就越深地感到身为冲绳人——尤其是身为像冈本、川满这样精神自觉程度很高的冲绳现代知识分子——的悲哀,真是特别悲哀。我对他们很敬佩,读他们的文本我能意识到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们的精神达到了很高的自觉程度和彻底性,这些文本带给我思想和感情上的很强的冲击。但是,也恰恰是这些有质量的思想文本,让我见识到什么样广博的同情心都无法与之对应的悲哀。以前,我的一位朋友曾带给我冲绳佐喜真美术馆的画册,翻画册的时候,我就已经感受到这种象空气、水、阳光一样无所不在的悲哀。

  悲哀之一,从二战到现在,冲绳这么小的一个地方,却是现代利维坦大怪兽的角斗场,从二战到冷战,冷战结束之后仍然是,而且很显然这样的悲剧还要继续,一旦东亚地区发生军事冲突,首当其冲的就是冲绳。我曾看过一个纪录片,反映冲绳人对美军基地的抗议活动,影片的情景真是令人吃惊——凶恶的帝国主义就在眼前!在离福建这么近的地方有这么大规模且处于战备状态的美军基地。这个片子给我的直观印象是,这个小地方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下,无法自主地摆脱这样悲惨的命运,到现在也看不到任何可能性。这该是什么样的愤怒和不甘啊。

  像冈本、川满这样的知识分子把“现代”本土和“落后”冲绳对立起来,脱离冲绳之后又转身回去拯救,但根本没有什么作为的余地,冈本用“苦涩”来形容这种感觉,转而说自己其实是被“冲绳性”所规定的,近而谨慎地接近民众实际生活的逻辑,打破“国家”和“现代”的魔咒——这种对“现代性”及其密切相关的主权国家权力的彻底反省,应该与那种深刻的悲哀感有很大的关系。

  悲哀之二,冲绳的知识分子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这跟余老师讲的香港认同的问题并没有什么可比性,这倒并不是说困扰更严重,而是说冲绳发生了“冲绳战”,香港却没有“香港战”。二战时发生的“冲绳战”对冲绳人有深刻的刺激,冲绳人替日本承担这么大的代价和痛苦,正因为冲绳人不是日本人,或者说他们不被看作真正的日本人,自己也觉得不是。但与此同时,现实中的冲绳社会被推到跟日本同质化的境地,文化传统模糊不清,琉球王国自由进行海上贸易的历史记忆跟现实根本连不起来,而且那个记忆也没有太大的意义——自己到底是谁呢?就象孙歌老师讲的,只能在这种坚持和平对抗的运动当中,才能使那样一种来自历史深处的自由平凡的生活理想落实到现实当中。

  当你的生活实实在在被“国界”干扰,当你真正地生活于“跨界”社会之中,你才会把“界”当作妨碍生活的障碍物去“跨”,这样的“跨界”社会其实是非常特殊的,它就是世界上的几个点甚至可能一个点,在那里,我们面对现代历史最阴暗的深渊,无法自拔,只能诅咒。像川满的这部和平宪法,在我看来,表达的是对历史、人生,甚至是对生命本身感到的绝望,然后在绝望中解脱。这篇文章让我想起章太炎,他曾倡导“亚洲和亲会”,主张失去命运自主权、丧失文化自信心的被殖民被侵略的亚洲各民族要互相同情互助,就在他倡导“亚洲和亲会”的同一年,1908年,他写了《五无论》,这是一个反乌托邦的乌托邦。其大意是说,只要有人,人就会产生自我意识,就会有“自我”与“他者”区分和对立的意识,然后人为了安全,为了生存价值的实现,必然层累而上以至于组成国家。所以,一个真正的理想世界不是无政府社会,而应该是无人类甚至是无生命——因为一旦有生物就可能进化出人类来。最高尚的主义不是当时流行的无政府主义而应该是“无生主义”,但这是不可能的。他主张回到革命者所处的现实之中,在这样的现实之中,与其讲无政府主义,还不如讲民族主义。对于我来说,我想逃避川满先生笔下的理想——因为产生了这个高尚理想的现实处境实在过于悲哀,我承受不起。我想,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更有普遍性、现实性的,恐怕是追求一种能超越民族国家框架和原理的国家秩序,一种讲伦理的民族主义,一个能包容异质、不均等的历史空间的国家,一个好的国家。
  
  高士明:我非常快的讲一下冲绳对我来说最有记忆的经验,到冲绳飞机起飞降落的时候大家会有一个感受,特别是在起飞的时候,它会先拉的非常高,然后迅速降低,然后开始平飞,在大约300米的低空平飞。我一开始是以为让我们观光,其实是其他地方属于美军基地,我第一次看到在透明的大气层里看到有帝国的边界,我当时回来有强烈的冲动想做作品,关于空间感。看上去无限透明的大气层里有边界,而且是在一个规定的巷道间飞行。这是一次切身体会。

  江湄看的片子,我也看了,我觉得很失败,冲绳人民对抗争自我视觉表达和情绪表达,我们《聆听.澳门街》的团队绝对可以做的比它好十倍,在很陈旧的抗争套路里讲述,而这个套路今天大家都免疫了。特别是像意识形态选择的反面,这也是一个感受。

  对关于琉球的川满宪法的阅读,我还是很激动的。激动的原因是,我相信大多数人心理都有这么一部宪法,但是它的依据可能不同,有些依据的是自由,有些依据的是平等,有些依据的是公,有些依据的是共。这里面最关键的依据是慈悲,他把慈悲看成佛礼的基础,他利用慈悲把我刚才说的所有依据整合在一起,就是自由、平等、公、共这些理念。川满信一本质上是写作,孙歌老师也说到没有必要讨论他的现实操作,他的写作对我来说最迷人的就是刚才那一点,他利用慈悲这么一个观念或者这样一种思想,把群治、众议、公有、共有,当然他没有谈到“同”,但里面暗含着“同”,把这些连在一起,他强调共生,所有的事情都要诉诸众议。这个系统里对自由的理解,我觉得跟香港人的理解不一样,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不一样。

  另外我感觉这里面渗透着一种对于人情事理的尊重,这种尊重有点天真,但是哪怕是天真也非常重要,超越一般的法学姿态,他的起草姿态完全不一样。

  还有一个感触,江湄刚才讲到边界的问题,我想多4、5年前在上海开一次会,仲里效先生也是冲绳学者,提了一个词“edge”,不是“boundary”。也是边缘的意思,但是不是可以划分的内外边界,而是有点像刀锋切割,有内外辩证的感觉。孙歌老师经常说冲绳经验大于冲绳,我觉得这个词是重要的依据,内外一直在反转和运动之间,它是这样一种状态,它的现实处境也是这样。

  我完全同意余国良一开始讲到的,不止是是余国良,包括台湾、韩国的朋友们,他们感觉冲绳经验都和他们相关。我们的亚际书院一直想推动一个研究方向,研究复归问题的亚洲语境。两韩、两岸、香港、冲绳、新马、印巴,亚洲遍地的麻烦都是殖民史、冷战史构造起来的,某种意义上是帝国遗产。今天这些东西某种意义上好像都用复归以及它的邻居,和其他的相关词作为一个论述。实际上内在的社会机理又如此不一样,语境如此不一样,大家有连带性的讨论和研究非常有必要,这是我们非常希望推动的一个事情。

  最后一点,谈到记忆这个问题,因为这涉及到孙歌老师问边野古的老人的那个关于记忆传承的问题。第一点,我想到有一位学者的写作里说冲绳是 “东亚记忆之场”。2010年我们在上海,有位学者说纽伦堡是“全球的记忆之场”。纽伦堡从阅兵到大审,纳粹由盛而亡的历史。他在纽伦堡做访学,记忆向他涌现,充分的向黑格尔的历史打开,他自己认为是一次自我超越。我当时有一个强烈的感觉,有多少记忆之场,有多少真实的事件没有变成记忆,有多少地方没有变成记忆之场。我记得2004年我做上海双年展,邀请了拉美五、六个国家联合起来的一个小组叫“911”小组。他们的目的通过他们的行动、通过他们的创作就是为了提示1973年的“911”事件,阿连德被炸死在家里,因为美军直接出动飞机把他炸死,这是1973年总统府的“911”。它没有成为全球记忆,而2001年的“911”成为全球记忆。我觉得记忆之场需要你去斗争出来,是去赢得的,要不然就在治理体系中掩盖,或者被另外一种权力所突显。

  回到在海边的抗争希望,希望保持对于自由贸易的历史记忆老大娘的说法,我的感觉与其说是曾经记忆的保持,不如说是对抗争记忆的保持。对抗争记忆和自由的记忆,这两者合在一起似乎才构成了冲绳“edge”里最动人的精神结构。

  程美宝:昨天余国良说自己是兔子视角,我是猴子的视角,走来走去,这里看一点那里看一点。我们的主题是边缘思考,我看到边缘我自己马上想到滨下武志的体系,因为他经常用一些办法让我们把边缘看成为中心,比如说把琉球作为各个贸易中心的那张地图。我记得从十几年前听他讲课就一直是很多圈,很多同学不满意,调侃地说为什么不是三角形、四方形而是圆形?近年来滨下先生各种报告越来越多,发挥得越来越清晰,我们明白他的思考模型是怎样搭建出来的。从一个帝国时期到近现代的国民国家时期的演化过程中,也是中国自己选择成为一个国民国家的过程中,原来帝国的扩张如何通过一个国民国家用一个民主的语言去合理化扩张的过程。现在看到很多格局,也看得非常清楚。

  刚才提到冲绳站的问题,其实当我们看见美军在亚太布局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忘记大英帝国在二十世纪在中国沿岸也有中国站(China Station)的设置,香港和澳门没有基地,但实际上也是属于这样的摆阵中的两只棋子。从欧亚到亚太,太平洋以及东南亚,美军基地的存在以及由此制造的破坏,比起之前的欧亚也就是英国造成的破坏,表现得更加明显。刚才讲到冷战期间一边是反共,一边是反美反帝大的历史视角。

  讲回今天孙歌老师做的报告,很深刻的部分是“日常抵抗”,无论是文本,孙歌老师的讲话,还有给我们看的很多照片。我最深刻的也是为美军提供性服务的那位女性的照片,这张图片太有力量,她面部的表情和神情与身体的呈现,形成非常大的反差。面部的神情很有尊严——我是出卖我的服务,但是我有尊严——相显之下,前面美军的表情是很奇怪的,很低微的。这让我联系到“宪法”中很有力量的一句话“依赖爱者毁于爱”,你以为你在爱人吗?你以为你做的事很光明正大,很高尚吗?你以为你很高尚的时候,就是在毁灭。

  比如说,在香港听一些年龄较大的歌星的流行音乐会,因为现在需要提携一些年轻创作乐手或填词人,这些前辈歌手会愿意唱一些新歌,这些新歌往往以“香港要有信心”为题,写得非常粗陋,我们一听跟大陆现在做的宣传差不了多少,都是在非常粗陋的诉说,香港如何有力量,如何坚持。问题就是,没能够形成一种日常抵抗的方式,其实就是用回敌人的语言做抵抗,这肯定会输。

  我的第三个感想就是川满的“宪法”其实是一部心中的经,这就联系昨天的片子。不知道大家看完是怎样的感受,可能我卷入比较深,我昨晚睡不好,因为音乐总是在浮现,昨天是梅姨的南音,今天是别的声音。我们需要像川满这样的宪法,形成一部心中的经,这“经”应该像佛经,敲着木鱼,非常有节奏地支持我们做日常的抵抗。所以这部“宪法”,无论是从题目还是内容,告诉我们不是要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而是要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我觉得我们可以将这点作为很重要的出发点。

  渠敬东:直接谈问题,昨天和今天构成强烈的联系和对比,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还说我们也许失去了自己很多原有文化基因的人,我们会对澳门这样一个多少带有从容态度的一些人怀有一些尊重和敬意。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琉球,完全是江湄刚才讲的绝望的状态。不等于琉球没有昨天澳门经历过的光和影,并不等于琉球没有记忆,每个人都有。只是因为我们所在现实的处境不同,我们受到挤压的强度不同,我们被世界抛弃的方式不同,所以唤回我们记忆的方式也不同而已。我接着孙老师大概陈述的琉球历史我稍微重复一下。

  我觉得琉球的历史非常有趣,我听孙老师提到,琉球一开始出现的时候是以中山王的方式出现,我不知道在历史考证里它是不是一个封建国,或者被贬谪的带有封建性的王到了这个地方。从琉球的历史来讲,它经历过中华帝国带有封建性质的一种形态,然后再逐渐带有一定的独立性,变成所谓的宗主国和番国的形式。在广义的封建制里,琉球留下了很好的记忆,如果我们分析这段历史,显然是中国原本最标准的边疆问题。但是到了双重朝贡体系出现的时候,历史的情形已经完全改变,因为琉球实际上在与两个庞大的帝国,或者日本开始出现帝国形态的双重挤压过程中,已经出现了一种拉伸或者撕裂的状态。

  江湄昨天讲了一个故事,当明清之变的时候,琉球把title留着,谁赢了,就归谁。我觉得没有一个单一性的琉球的状态。你可以说它是流动的,游走的,也可以说它是拉伸和挤压的状态。当两个帝国开始拉伸它的时候,他的文化基因和对自身记忆开始发生了变化。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中华帝国边疆意义上的自立,发展成两个帝国的国际政治的特别强烈的拉伸,这和现代化过程有关系。我们看到发展到后来,琉球几乎成为整个世界的焦点,或者是角力场,这个焦点一方面通过我们今天看的照片,说明它是完全被遗弃的地方,但被遗弃的地方同时也变成了整个世界角力和拉伸的最核心的地方,就像受到两个地理板块挤压一样,这个地方经常发生火山喷发、地震一样。琉球变成美国或者是冷战时期的一个焦点,并且冷战之后仍然是世界上的焦点。有些场景很可怕,比如说伊拉克的飞机飞过来,也许整个泛太平洋地区,甚至印度洋地区发生任何战争,全都是以琉球为中心。琉球变成战略上,很可能大于美国本土意义的世界中心。在这种状态下我们怎么给琉球定位呢?难道还能用一个原生态的、本土的方式给它定位吗?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讲,琉球是从一个所谓的宗主国政治,再到地缘政治,再到整个国际的世界主义政治,形成的割裂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人逐渐陷入绝望的过程,这点可能跟澳门不是完全一样的。西方对海洋自然、贸易有一套的想像,但是琉球是赤裸裸的,我们刚才已经看到。在这种赤裸裸的情况下,任何一种反正都没有意义,是蚍蜉撼树,我觉得琉球人心里面可能也知道,再加上历史的沉淀,对民族的性格,各部分的沉淀,都说明反抗没有意义。或者说只能用反讽的方式,用妓女的方式进行反抗,像照片呈现的那样。

  我想,这是川满宪法的背景。在这样的文化处境里,那些带有文人和知识分子倾向的人,他们最容易体会到的那种绝望和悲悯的状态,已经超出琉球人自身的体验。这种普遍性的意义已经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涵盖我们在大陆、香港、澳门,甚至在其他地方那个绝望处境的意义。我觉得这是川满信一先生在生存论意义最大的贡献。今天的世界像两个板块撞击成世界主义裂缝里所渗透出的的最大紧张,世界表面歌舞生平,隐藏在地下最大裂缝的最大紧张在这个地方。这是世界主义的,(世界主义并不是一个完全好词)情绪,绝望,内在的矛盾和紧张、裂隙的最大的呈现。

  宁愿从这种意义上理解川满信一的宪法,我想表面上,它是呈现出对一个所谓冲绳人的自救和自治的过程,但更重要的,是它向发展到今天的世界提出一个元问题。这个元问题,我们看川满宪法我更喜欢把它当成文本解读的意义就在于,当一个人陷入最大的悲凉状态,他的仁慈心也呼唤出来,由大悲到大慈,同样大慈才有大悲。在亚洲小的领域中,在亚洲文化汇聚在一起的时候,给他带来所谓内在文化精英的感受力也非常强烈。

  所以,这里既有冲绳人内在的气质问题,同时又有着中国和日本不断融入和渗透流动而形成的内在心理结构,同时还是整个世界挤压出来的结构。我想,这是简单的几十条宪法里非常浓厚地积累出的不同层次的东西。美国的飞机来来回回飞,以一种高傲的方式来征服世界的时候,我们靠什么来进入未来的世界,也许川满信一没有给出答案。当所有的强力发展到最高的时候,其实也是人最脆弱的时候,这个脆弱的时候靠什么拯救?我觉得川满信一最后讲的慈悲心,或者是我们今天讲的伦理化,也许构成了一个既是反抗,又是拯救的理由。

  主持人(孙歌):我们调整了一下日程,还有40分钟开放自由讨论,在进入讨论之前,我先做一点引言。刚才几位的发言非常好,每个人提出的问题都不重复,但是都有一些内在的连接。如果简单整理一下,我觉得这部宪法给大家引发的思考至少大概是两层的。第一层是现实的,刚才余国良和江湄分别谈到,这个宪法让我们想到自己所处的语境,而且我们注意到了这个东西不能直观地挪用,我觉得这个说的非常到位,这是很重要的差异。这部宪法首先作为一个思想文本,它和冲绳本土运动的关系,都不是直观的。所以我强调了几次,这是一个错位的关联,在这个地方,对于我们的理论想象力和理论感知力是很严峻的考验,我们用直观的方式无法连起来。但同时我们必须借助于一些特定的直观经验去理解它,关于特定的直观经验,我今天刻意地想转达一些文化皱褶里的东西,也就是昨天沈先生讲的一个城市的纹理;但是我仍然没有能力把冲绳的纹理传达出来,我们只有进入那个纹理,才知道为什么会在那么严酷的状态下产生这样一部宪法。我觉得第一个层面是对直观经验准确的感知,并且在里面寻找它纹理的部分,因为只有纹理部分是每个历史空间最本真、最特殊的地方。

  第二个层面,我们要在这样一个对于现实基本把握的情况下,在现实经验当中转换思想文本,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够把理论和经验分开,这是我一贯反对的。把理论和经验分开的人既没有理论能力,也没有实践能力。一个有经验能力的人,他的理论感知力是在他的经验分析里,和他对经验不可视的把握里。在这个意义上说川满信一的文本非常难读,因为阅读的第一步,是在冲绳特殊的语言里,我们给文本的错位性格和现实功能进行定位之后才能发生的,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场域里转换。

  第二个问题,我建议大家在下面开放讨论中有意识的推进,我们怎么转换这个文本,而不是对号入座,因为对不上。

  我做一个补充,刚才程美宝和渠敬东都谈到同一个问题,川满信一使用慈悲佛教的术语,我做点补充,因为川满信一对于佛理有很深的了解。在不对佛理深入研究的情况下,我们很容易观念化地使用佛教的慈悲、平等和同情等等术语,这个不对。川满信一在这一点已经达到相当的深度,他说真正的佛教精神是非圣非俗,是没有分别的。这个没有分别是承认各种各样的差异,刚才我举了一条教育的例子,他承认每一个人的差别,承认差别的情况下我们坚持所有的个体个性不一样的状态是平等的,这个平等就不是体现在可视层面上的划一,不是一律化,而是他对待每一个特殊性的谨慎态度。这是真正的慈悲心,是佛教的精神原理。他承认每一个个别状态权利的合理性,而且承认它存在的合理性,至于你个人对它有什么评判,必须在很多边界意识的前提下对它进行表达,而不是说你这个不行,我们要把你灭掉。这个问题不展开,我必须强调一下,我回应刚才江湄说的,她说我们用任何同情心都没有办法对待冲绳的绝望,可是我要补充一句,冲绳的绝望和我们的绝望不一样,那是对绝望的绝望,这是我要刻意强调的一点。我们说的绝望是单纯的一重性的,它很容易通向虚无主义和犬儒主义,但是冲绳的绝望不会虚无,不会犬儒,因为它是对绝望的绝望。

  刘志伟:听了孙老师的报告和各位的发言,我一直在想,我一直在对号入座,虽然孙歌说不可以对号入座,对号入座也可以有很多办法,也是抗拒不了对号入座。我一直听各位讲,我自己是做明史,琉球应该放到明代理解。我一直想到的是明朝国家构造的问题,我觉得川满宪法是一个很好的表述,近来多年学术思考,今天好像是收获最大,我突然明白了我想了很久的问题,应该怎么想下去。因为明朝国家的构造,我们过去用最通俗的办法讲,时间关系不能讲的太复杂。我们一直觉得西南对明朝的抵抗,两个地方很重要,一个是原来大理国范围,一个是广东。大理国是明代初年的抵抗,明朝中期主要是广东,明朝有记载的战争绝大部分,90%发生在广东,是强烈的抵抗。最后形成的东西是什么?最后形成的其实就是川满宪法要表达的社会,这个社会也是一个讨论的问题,就是形成了这样一个格局。

  那些今天被称作“南方少数民族”的这些社会也好,这些人群也好,他们其实都选择了川满宪法,虽然他们不认识,也不知道,我也是今天才恍然大悟。也是我们一直在讲的国家在哪里问题,我不能展开,我只能点到这里,下午有机会再讲。另外一个我想到的不是明朝的问题,而是我们研究中国现代史,我们所关心的民主国家的建构的问题我们一直都对革命存在困惑。一开始我看川满宪法,它是无政府主义,但它不是它在是建立一个叫做社会的政府,我说不清楚他要建立什么东西。我们都知道中国革命的历程里共产主义之所以一下子能被大家接受,在二、三十年代那么广泛地被接受,其实是基于无政府主义的。我感觉川满宪法是无政府主义与那个时候大家接受的共产主义中间的连接或者过渡点。然后,被摧毁掉的共产主义思想,其实是通过一个民族国家甚至是共和国的话语去重建,或者复辟共和国的帝国的过程摧毁的。这是八十年代,一大群共产党人跟当时党对抗的东西,核心是到“六四”,这个过程是不是斩断,这就牵涉到各位谈到的绝望问题。我现在如果是对绝望的绝望,那么川满宪法告诉我绝望如何消解。用川满宪法的表达去表达我们的一些想法,这个也许可以消解绝望,是绝望消解的办法,这个时候我没有那么绝望,但我知道这个是乌托邦。大家在思想资源层面上要突破这点。为什么我一开始从明朝讲起?这个可能是余国良那个问题的出路,因为如果我们回到明朝的国家格局,国家就是国家,王朝就是王朝,帝国永远要扩张,哪一天在香港收税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国家不可抵抗。不能像大理国那样,一直生活在抵抗中。大理国和国民和广东山上的国民一直在抵抗,最成功的是闽南人,他们非常成功,川满宪法的理想,在我们乡村庙宇的系统中都实现了,五十几条我们都实现了。两个星期前,我去一个小村子,那儿的庙里在做仪式,那个地方道士是权力。里面有两个生产队,他们还叫生产队,之前没有社区,生产队的对长看上去是国家代表,后面做了十几排的女人,整个过程我看了以后非常明白,这个社区权力在这一排女人手上,里面两个"国家"代表队长什么权力都没有,但是他们很有象征性,他们象征国家。道士背后的世界其实就是川满宪法的世界。我这样说可能有点抽象。

  我一边听大家讲,我一边把我这十年研究碰到的问题说出来,我今天收获非常大。

  渠敬东:今天讨论的是琉球,最根本的问题像刚才刘老师讲的很重要,我准备的对这次会议的讨论是讨论封建问题,跟他讲的有关系。

  如果我们说琉球人有一个怀念的话,用他们的话来讲就是自由的贸易。但是问题是怎么能自由贸易呢?这是刚才刘老师讲的。我举个例子,去年我去泉州,我体会很深。我们总是认为国家在国家的领域里总是被迫害的状态,但是泉州人不是,泉州人信什么是都有,有伊斯兰教,有祖厝,有拜火教,有基督教,有佛教,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东西。人们也没说他们总是在国家之下,关键是国家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接着刘老师来讲,应该研究明代的国家体制甚至政治体制,甚至回到最传统封建的讨论里看它的实质精神,实质精神是什么?在泉州看的很清楚,皇帝只管册封,只管给你一个名义,甚至妈祖都被册封,册封之后你属于我的管辖范围,属于我的政治认同。所以我才说,我们对于川满信一问题解释的想象力,往往并不纯粹来自于西洋学说或者近代政治理论的想象力,而很多时候是来自历史的想象力,或者历史发生的事情的解读。这一点上,在闽南、广东这边有大量的生活状态,这种状态不需要宣告,不需要用绝望的方式宣告。

  蔡志祥:剛才孫老師說琉球經驗.我不懂理論,我先講我的經驗。我在香港科技大學教了十五年書,從開校以來到2005年。科技大學的人文學科,無論從領導到年輕教師,一直都認為是被“迫害”的 “三等”公民,很絕望。可是,我的經驗是,人文學部在香港科技大學生存得很好,在理工商的夾縫下生存得很好。我也不懂沖繩,我只去過兩次,我也不懂沖繩人。我在澳門教學有一個同事是沖繩人,我也有一個很好的朋友的太太是沖繩的。他們是活生生的我認識的人,可是,他們似乎沒有讓我感覺到剛才大家講到的沖繩是非常悲情的地方,是非常絕望的地方。
     
  主持人(孫歌):絕望和悲情我得插一句,關於沖繩皺褶最關鍵的部分,我的一個臺灣朋友第一次去沖繩的時候,他說我在沖繩感覺不到我在臺灣的那種悲情。沖繩的日常生活,假如我們不瞭解今天所討論的背景,你會覺得和我們沒有什麼不一樣,他們生活很平靜。而沖繩的知識份子思想精英,他們對絕望的感知程度和感知方式雖然不一樣,剛才我強調對絕望的絕望這個說法是從魯迅那來點化來的,我怕大家執著於絕望這個詞,然後用我們的經驗去理解它,這個在沖繩人那裏沒有,沖繩人不絕望的話,就過他們的日子,如果絕望的話,沖繩絕望的人一定會行動。

  蔡志祥:關鍵是我們是用知識份子、文人,強國的角度去看生活在那裏的人。我覺得我們用了一個外面的人來講裏面人的問題,我們哪有這個權利說裏面的人怎麼樣。我不是香港人。但是,當我要說我是“香港人”的時候,因為有一個東西刺激到我,這是我和他的對比的結果。我完全不認識川滿先生,我也不懂沖繩。剛才聽到,其實在宮古島人的鄉村和城鎮和“那霸”內部,有很多族群對立的關係。我們要一層層結構,明白裏面的人選擇依附哪個族群,依附哪個族群,依附哪個國家。到最後我們沒有資格去講他們。

  劉志偉:最後一句你講的是對的,但是我們有權力講我們怎麼讀這個文本。

  蔡志祥:我認為,其實川滿信一先生的文本非常矛盾。表面上說要建立一個沒有國家的社會。其實他建立了一個更高的權威。在他這裏用慈悲,就如在香港我們用普世倫理一樣。你要把現在的權威推倒,其實是要建立更大的權威。川滿文本裏,强調中心區域和邊緣的關係,他要建立一個中心的概念。我覺得他開頭講的這套東西,講的很好,但是也可以反過來讀。你因為有什麼,所以就忘了什麼;我可以倒過來說,你因為有了什麼,所以你可以有更多。

  高士明:我同意蔡老师的发言,川满宪法并不一定是悲情。读了以后我最大的感触,可能是“对绝望的绝望”这句话提醒了我,我觉得是绝望的绝望反而很解放,我感受冲绳的知识分子给我的感觉,反而有一种感觉,很解放。很解放,我觉得这个让我想到“铭记四君子纹”,国破家亡了,所以制度想象力、政治想象力、伦理想象力产生了一种解放感,所以才有了匹夫之志。这让我想到冲绳人其实不是局部问题,因为冲绳人很自觉的做国际连接,他们甚至写信准备连接巴以冲突时的加沙难民营,他们做这样的国际连接并不是要建立国家,建立社会,但是这个是会连接所有的美军基地,他们不是结束自己的美军基地,他们试图结束全世界近千个美军基地。这种想法如果没有很解放的心里状态是不会这么想这个问题的。无论是作为一个大政治体的大陆或者中国,还是现在在抗争的香港,应该想的问题。这是我的一个感觉。

  跟这个相关的一点,这种解放最后导向的是什么?土地不是重要问题,重要的是一个精神共同体的构建,就是我刚才说的对自由的记忆和对抗争的记忆,这两者共同构造起来的精神主体,他们其实在构造这个东西。中国的状态跟这种完全相反,就是我们土还在,但人变了。我们国在,但山河破了,是这样的感觉。而他们的土可以不在,但是他们的精神共同体建构起来,这是我最大的启发。

  主持人:我补充具体的例子,越战的时候冲绳社会运动关注的一个问题,我们怎么拖住美军的后退,美军的飞机晚一天起飞,越南就多一天做准备。

  还有一个例子,前两年运动人士在讨论,我们要不要把美军的基地赶走,因为美军已经找到备用的地方。冲绳的政治家讨论,我们已经累计了半世纪的反美军的经验,我们一定程度上可以牵制他们,如果进了别的岛屿,那个岛屿没有办法抗击美军基地,如果美军基地搬移到其他的岛屿,美军可以无限的扩张,他们没有办法。冲绳人伟大的地方,我们刚才强调绝望,我强调的绝望的“绝望”是表现在这个地方,他们知道人不能生活在绝望状态里。刘志伟消解绝望的说法我要做一点修正,不是消解,而是对“绝望”绝望之后把绝望转化成动力。

  杨小彦:这是一个陌生的领域,也有一种非常矛盾的感觉,我们在讨论文本以及提升我们的精神境界,描述悲情和绝望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讨论一个更加乌托邦的东西?这一点非常矛盾。

  冯原:我不敢去讨论原来并没有触及的问题,这并不是一个我熟悉的领域。当然,如果仅要讨论一下对宪法的看法,我认为我们还是应该把宪法放在人类或者国家起源的角度来讨论。换句话说,过去的国家是如何形成的,这些国家从帝国到现在的现代国家,以及今天的宪法的形成是怎么样的一个来源。我很认可一位以色列人的写的关于人类历史的一本书,书里专门提到影响人类文明的四种能力,其中最后一种,也是人类独有的一种就是“虚构事物”的能力,从社会统治的角度来讲,法律就是虚构的事物一种,从起源上看,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是我们迄今为止能找到最早的律法文本,不过,一直到两三百年前的美国《独立宣言》,无论是最早的法典,还是今天我们很认同的关于自身权利和平等的《独立宣言》的文本,把这两个文本放在一起,究其本质来说,这两个东西都是虚构的,它无非来自于我们的想象和建构世界的能力。但问题是,我们如何去相信一个想象的世界呢?那是因为,想象力本身创造我们的历史,在《汉谟拉比法典》的时代,汉谟拉比王以神的名义宣布,把人分为三等,上等人、人、平民,以这个人为划分的标准来创立法典,统治社会。号称人人生来平等的《独立宣言》其实也是这样,因为当我们以某某名义去宣布,我们是否是不平等的,或是生而平等的,虚构的事物在普遍共识的前提下就能构建出社会真实。这是不言自明的。

  所以,总体上来看,回到川满的宪法中来,我觉得我们要反过来来去想想,迄今为止,如果我们真的产生了悲情,或者产生了某种意义上的对非正义的恨,那么,其背景在于我们必然去设想了一个乌托邦,因为理想的建构才会反过来让我们理解现实。而乌托邦式的想象其实也不是今天才有的,历史上一直以来都有各种人提出的各种设想,但是我们得承认,我们的能力是有限,或者说这个世界本身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世界,它从来都不可能完美。在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我们只是可以把川满宪法看成对一个更完美世界的想象和追求,我尊重这种理想,但若是去讨论实现它的可能性,我认为意义并非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