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伟、冯原-沈秉和:日常生活的色彩与声音

  庞伟:我是谁?我也一直在问,随着生命进程的延续,可能还要一直问下去。我们看纪录片或者文艺片,其实都是追问,我是谁?我们是谁?他是谁?他们是谁?这个城?这个城又是谁?我是个设计师,年轻时写诗,学的是建筑,现在做景观,我也不喜欢给自己打标签,我宁愿定位自己是关心所有东西的人,我的偶像是蒙田,他说过:“我是人,跟人有关的东西都是我关心的”。我想这个接近人类学的关怀,其实包括社会学的关怀、设计学的关怀、文学的关怀、艺术的关怀,最后指向的都是这个,人。
  
  我说说这个片子,刚才吃饭的时候我们的小圈子讨论已臻佳境,当时刚看完片,有话要说,最是不吐不快的感觉,到了会上,要斟酌了再说,反倒没了饭桌上的那种活泼。我的直觉是,中国人做什么,最后都很容易做成《红楼梦》,这个片子还真是挺《红楼梦》,《红楼梦》是中国文艺的一个“元”梦。结尾黑白背景的南音最好,有让人唏嘘的力量。你要让人唏嘘,它就已经成功了。尤其你想想它是赌城啊,各种命运跌宕起伏,包括那些葡萄牙人的后裔,讲流利的广东话,他们本身属于错位的东西、搁浅的东西,风水轮流转,各种出场的、离场的,几乎都被一件事物左右,它就是命运。粤曲本身就沧桑,年纪大的南粤人多热爱粤曲啊,唱着听着,时代变了,现在的年轻人都不听了、不唱了,片里的老太太在车上说,你们创新吧,我有我的守旧,这个态度特别好。
  
  我跟冯原和丁澄说,我去年到亚洲其他国家走了一圈,绕喜马拉雅山的一大圈,我是在“救”自己。人的认识来自于他自己的阅历、经历,我的认识太单调,太缺参照物,没有参照物你能观察到什么?认识到什么?所以我说我在“救”自己。在中国大陆,我们不大能走得出汉字简体字的书和这些书给你的认识,汉字简体字是一个知识系统,也是一个局限系统。我希望了解一下使用别的文字的人是怎么活的,他们对事物的认识跟我的认识,是不是一回事。我走了一大圈,我认识到当代中国大陆人的活法,其实也只是世间所有活法中的一个。世界人民各有各的活法,对各种问题,也各有各的认识。周边有很多似乎不如我们的,经济尤其不如,他们就这么活着,但是在一些方面,比我们活得还更要精致。比如东南亚的人生活中不会用塑料花,都用鲜花,这就比我们精致。
  
  过去我们认为港澳是比我们洋的地方,比我们时尚的地方,其实澳门本地人没有那么时髦,时髦和与时俱进的是赌城的老板,他们在前十年迅速完成赌业的转型,建了很多新的赌场。
  
  说到这个片子,我看到好的东西都说了,但我觉得反映这个城的时候跟赌博的关系还是弱了一些。粤曲啊,旧街啊其他城都有,这个城的特点一是葡萄牙这个渊源,二就是赌场赌博,这是这个城最惊心动魄的事情和活动,因赌博而兴,因赌博而名,教育、医疗都由赌博买单。我们都受命运的主宰,但赌博是把你的命运迅速地放大、迅速放到你眼皮地下的那么一件事。澳门的城市上空都是命运神的翅膀,神可以让你一下子赚很多钱,一下子输很多钱,大街小巷都是赌徒被命运灼伤的糊味。
  
  我再谈谈澳门的信仰。当命运氛围浓厚的时候,人们一定去求神拜神,澳门的信仰体系非常复杂斑驳,甚至可以当作一种文化标本,有点像澳洲的生态。因为在明代已经形成自己的独立性,不受大陆的管辖,许多东西因此留的下来。有很多庙,北帝庙、妈祖阁、哪吒庙、女娲庙、土地庙…基督教堂、天主教堂就不用说了。片子里有一个镜头,一个西洋的美女在中式的庙宇里,这个镜头抓得好。
  
  孙老师说的一段话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们现在由于种种原因(孙老师说的是教育),使我们感知世界的能力已经江河日下。我们前两天讨论设计的问题,有一个老师说有两种思维,一种是老鹰思维,一种是蠕虫思维,前者太多,后者宝贵;今天孙老师说是长颈鹿视角和兔子视角,也是前者泛滥,后者不易。我们纪录片是从具体人的悲欢离合着眼的,重新唤回我们感知世界的能力,这个东西非常好。
  
  为什么说有《红楼梦》的感觉?这算褒义吧?《红楼梦》好,比琼瑶、汪国真好多了,虽然我个人喜欢《金瓶梅》。哲学是红楼梦式的,兴衰无常,盛席华筵终散场。常留空白,常用虚笔,空无的街道,街灯下无人伫立…这就说到一个问题,片里没有一个青少年,那这个城市向何处去呢?这也是视角的缺乏,当然每一件事情都有一个侧重,有时候你侧重死亡,有时候侧重出生,有时候侧重情欲,又时候你侧重沉思…不一定要全面,但是我提出这个问题,你讲一个城,但人们没有看到一个青少年。谢谢大家!
  
  主持人(罗一平):庞老师是做景观的,提醒我们的风水。
  
  庞伟:刚才说生态我没有说完,从明朝以来我们的种种信仰形式在这个地方都层层累积下来,各种各样,所以它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博物馆,是一个活的博物馆,建筑也是如此。若干年前东南刘先觉先生做澳门建筑研究,他回来的路上我接待他,带他去白云山,他谈了不少对澳门的感触,澳门地方不是很大,建筑也不是太多,但其实就很有研究的价值。
  
  澳门,其实也不完全是他者。这个片子里的人会不自觉地提到珠三角的其他地方,提到香港、广州,同样,生活在珠三角的人跟澳门都有这样那样的联系,澳门,即使是葡据回归之前,它也属于珠三角。
  
  我自己的生活中也有澳门因素,我读书时同学有澳门人,在南番顺、广州工作期间身边都有不少人或者移民过去或者过去做事,曾经给我开车的司机辞职了,他到澳门做餐厅工作;我的一个朋友之所以走下坡路,是因为在澳门欠钱,被别人追债,之后就消失了。澳门甚至也一直在我的生活中。我个人去过澳门许多次,不回避说,作为游客加赌客也去过。有一次在澳门打的士,我说你带我去赌场,到了门口,我说我从来没有看清这个赌场的立面,但是我已经在里面输了不少钱,司机笑了,说这种人太多了,连这个楼长成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在里面被命运清算了。有人在澳门赢了钱,更多的人在澳门输了钱,澳门这个地方因为欲望而成立,如果我们都不提这个,那不是《红楼梦》,它成了琼瑶。
  
  我也到澳门寻访过旧街旧村,我非常关心澳门的村子长得怎么样,发现它特别好,比社会主义新农村好。澳门,作为一个专业人士我去过,作为一个普通男人我也去过,看完这个片子,我会再去澳门,这个片子一定程度开发了我的敏锐度和想像,我会去得更好。
  

  冯原:我也自我介绍一下,我来自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跟刘老师、程老师在一个学校。我跟庞伟也是老朋友,因为我的博士是在华南理工大学建筑系读的,所以我跟庞伟是建筑系的系友,我们十几年前就认识,也是很好的朋友,我们在专业经历上有很多交集。
  
  刚才庞伟的发言给我提供一些参考因素,因此我会用我的发言来回应庞伟的话题。首先,我很赞成一点,庞伟的讨论视野很好地回应了孙歌老师的题目,他讨论澳门的日常生活,讨论光、影和声音。
  
  然而,通过这次观看的影片,我想先来回答一个问题——历史人类学到底会让我们看到了什么?这是我看完影片以后被启发出来的问题,同时,这也引发了我对于如何理解观察,理解观看等一系列问题的一个总结,在这里,我仍然要利用澳门的话题来做一个回应,因此我也要从日常生活谈起,刚才庞伟说了,在珠三角地区,几乎每个人都会跟穗港澳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这一现象其实就涉及到地缘关系,那我们首先讨论一下地缘性的背景,再来讨论我们能够看到什么东西。
  
  一般来说,在广东,当我们拥有第一次机会从珠三角去香港或者澳门的时候,通常都把选择去香港当为首选之地,当你只有一个机会的时候,一定会选择去香港,而不会去澳门。这看上去是很正常的,然而,正是这个选择性显示了一个已经预埋的结构,这一结构就以地理性的存在塑造了珠三角东西两边的不同状态,这一结果就是,位于珠江口的东西两边,意味着一个不均衡的相互关系,而这个不均衡的格局不是偶然的结果,而是联带着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背景,因此,应该说是特定的历史关系在地理性上的存在形式。于是,我们就不难观察到一个现象,我们对待香港和澳门的不同态度,其实跟创造这两个地方的历史与地缘有着非常深刻的关系,从香港来看,香港的产生界定了近代现代性的一个开端。今天,历史学家刘志伟老师提出的题目是从澳门出发看待中国近代史,珠江口的东西两边,从澳门视野出发的中国近代史一定不同于从香港出发的现代性的历史,这正是我们要借助历史人类学的视线,把我们带入到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才能观察得到的。这一更有历史性的背景告诉我们,无论是澳门还是香港,从结构上来看,都是一个帝国中心与他者属地的关系,以这个关系为由,我们也可以观察到,与澳门、香港非常相似的一个地方是印度的果阿,果阿类似于印度的澳门,因为两者共同的背后就是最早的航海国葡萄牙,在香港的背后是后来居上的航海国英国的关系,在东南亚其它地区也能观察到类似的结构关系,这一结构,可以成为我们观察香港和澳门背后的历史脉络的一个起点。
  
  从这个起点出发,马上就会引发一个不可忽略的东西,这个问题可以表述为:我们在哪儿?因为我们的所有视野必须从我们这里出发,因此,关于我们的定义告诉我们自己,必须去追寻久远的传统,这种从自我中心出发的思路既确定了自我的中心,也确定了自我的边界,于是,若是把这个自我中心的心理图式转换成地理性的版图,那么,中心的意思,当然必定是指过去的帝国中心,找到了这个中心,基本的历史脉络才得以框定,今天我们对香港和澳门的某些基本态度正是来自于这个框定,当然,由于内容繁多,我不在这里展开了。
  
  接下来说说我的自我经历,我第一次去澳门是1995年,而我第一次去香港是1991年,中间隔了4年,显然,我的选择是,第一次去香港,第二次才去澳门。然而,我首次去澳门能够看到什么呢?1995年,我那时还没有读博士,也还没有思考文化与历史的问题,于是,我当时能看到的正是大多数人能看到的,那就是澳门的博彩业,因此我体验的是一个绝大多数人都共同体验的一个澳门,在这个澳门中,其实并不包含今天我们所看到历史人类学家要告诉我们的内容,这不是因为历史人类学关心的内容不存在,而多半是因为我们脑袋里没有装备观看它的方法,观察某种事物,必须要先装备实行观察的观看方法。1996年我第二次去澳门,这一次可以说是一次真正的博彩之旅,当然我不是博彩者,我跟朋友一道开车去的,同行人之中只有一个大老板是博彩者,自从踏进澳门之后,他一进去赌场就没有出来过,一天一夜他不吃不睡,专注于博彩。我对赌博毫无兴趣,于是整天就到外面到处玩;但是,我仍然对澳门没有太多的感觉,就是说,仍然没有看到有价值的东西。只有到了第三次去澳门,情况才发生了重要的变化,那是1999年,我跟我的博士导师去的,因为他是建筑史专家,澳门的观音堂请他做古建筑修缮保护,于是他就带着我和杨小彦老师一道去的。当年,我们跟着刘管平老师兴高采烈跑到澳门,我突然发现,自己发生了一个新的变化,澳门的赌场消失了,因为我视而不见,而一个具有丰富的民间建筑生态的澳门开始浮现出来,我开始满怀兴趣地去观看澳门的街巷,在这个城市中流连。于是,澳门独特的魅力就有了,原因很简单,我的观察重点的转变,是因为我投身建筑学,于是我开始关注那些我原来并不关注的内容。我记得当年去书店买了一批关于澳门的书回来,还买了早期葡萄牙航海地图,这批资料对我做设计和公共艺术非常有意义,我买了不少。今天还很后悔,当时有一本航海和船舶史的大书我没买,原因是葡文写的,我没有办法看懂,现在想来依然后悔,里面有很多图很有启发性的。
  
  以上便是我三次去澳门的经验,我的经历告诉我,要说澳门是什么?虽然澳门是一个客观存在,但我认为,因为观看者不同的观看态度其实赋予了观看对象以不同的含义。这一特点告诉我们,其实观看并不是观看一种客观存在,一定是带有某种特定观看的目标,才使得可观看的内容浮现出来。一个博彩者是看不到另外一个澳门的,绝大多数的博彩人都不会看到另外一个澳门,但是在历史人类学的引领下,我们可能透过他们的观察去看到了普通人眼光之外的另外的澳门——这就是我今天观影之后的很大的感受,同时,这也解释了我的个人经历在观察上的变化之理。
  
  接下来我要讨论第二个问题,那就是,一个地方如何能获得意义?这个地方为什么会被看成是这个地方?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观看某地的时候,会不断的积极的赋予这个地方以意义,因此意义其实是主观建构的结果。比如今天这个片子,拍摄者拍这个片子的时候试图给予一种视角来定义这个地方的特征,以此来区别别的地方或别的观察者。庞伟刚才说,要拍典型的澳门,就应该增加博彩业的内容,否则就不算准确。我倒觉得,关于博彩的内容完全可以放在另外一部片子里去表现,可以有很多部关于澳门的片子,要讨论博彩业,可以把澳门和拉斯维加斯放在一起横向比较,可以生产出探索频道那种类型的纪录片。但是在这部片子我却认为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尽管澳门是一个客观存在,但是任何拍摄都不可能是一种客观呈现,观察者必须使用观察和建构的方法。一个地方和事物是被建构出来的,是一种观察方法使一种事物浮出了水面;表现一个地方也一样,只是我们大多会以为一个地方看上去是客观存在,然而当我们去表达这个地方时,它其实就未必是一种客观存在。好,下面我将从两个案例来分析一下地方的意义。
  
  第一个案例是我称之为庞伟的启示,这是因为庞伟刚刚描述的他的经历而带来的。我和庞伟在会议之前就开始争论了,当然这是我们的常态,我们两个碰在一起经常会积极地争论。会议之前我们闲聊,他告诉我他去年去了好几个地方,哪几个地方呢?不丹、缅甸、尼泊尔、印度。我一听就笑了,我不是笑话这个地方,而是一听到庞伟的旅行计划,就看出了这个计划背后的地理结构,我说,这几个地方不是偶然选择的,因为任何地方的意义都具有一种历史性的结构关系,正像我在前面说到,在香港和澳门背后的历史关系决定了我们对它们的看法,因此,如果你选择不丹、缅甸和印度,这一组地理关系背后的的历史关系决定了选择的偏向性,我不会在这里来展开讨论不丹和印度的历史关系。我的意思是,所有地方都有一个先在的定义,观察者很可能是基于对这个定义的认同而选择了某些地方成为目的地。用这个观点来观察庞伟的选择,他之所以选择去这几个地方,不是个人偏好,而是因为一个结构所决定的,一个必须从全球范围来看才能看到的结构,这一结构可以看成一个东西方向的两极,一极以纽约、伦敦、上海为中心,然而,这一极又像镜子一样反向照射出西藏、越南、不丹、尼泊尔的另一极,东边的一极代表现代、欲望、资本主义式的结构,西边这一极则正好反过来,代表了纯洁、反资本主义、生态的,等等,当然也包括雪域高原般纯净的精神世界这样的想象,庞伟往西部世界去,就是追随了这一结构,并按这个结构的塑造来追求这个结构所赋予的东西。然而,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存在于那个地方呢?我看未必,原因刚才已经说了,因为所有的价值观都是建构的成果,所以这一结构也是一种建构,因此这一建构就不是一种客观存在。只不过,当我们共同去追随和认同它时,就会发生集体性的认同效应。这一效应涉及到更深层的信仰或信念的追求,一句话,其实庞伟的不丹与印度之旅,表达了他和他的类同者们对于某种信仰的追寻,不过这种信仰被结构化地埋进了地理和空间之中了。
  
  因此,我下一个疑问是:庞伟在不丹或尼泊尔能看到什么呢?当然,我们并不知道他能看到什么,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假设来判断一下,有一种方法叫福尔摩斯方法,其实是来自于一本小书《福尔摩斯与符号学》,里面介绍了美国符号学大师皮尔斯的方法,皮尔斯称之为逆推法,这种方法与柯南道尔描写的福尔摩斯不谋而合,具体来说就是,我并不知道你会做什么,但是我通过你的行为的一些踪迹就能推测行为的结果。所以,利用这个方法,我可以通过一些痕迹来把庞伟的思维方法的特点推测出来,当然这个推测并不涉及庞伟自己的真实想法,我只是做个实验,来为眼下的讨论提供一个想象性的框架。
  
  好了,刚才我说到庞伟的同类,其实,在美术学院就有一批人跟庞伟很相象的,那么,美术学院为什么会有一批跟庞伟一样的人呢?因为从某种意义上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简单来说,他们一定是少数派,套回刚才我说的那个结构,若是东部与西部形成反向,那么,东部是多数派,西部就会是少数派,东部是低海拨,西部就是高海拨。因此,少数派,是以对多数派形成反向而成立的。一切仍然在于结构本身。围绕着这个结构能展开的话题非常的多,不过在这里我还要说一个与庞伟的故事挺相似的一个例子。前段时间我在闲看美院一批去西部探险者的微信,有一条信息非常有意思,这条微信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个来自台湾的女人追随信仰去了西部,当她到达西藏以后,就留在西藏不走,还嫁给一个西藏小伙子,跟这个小伙子一起生活,在当地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建筑。这个建筑被很多来西部旅行的东部人所看到了,美院这帮人他们看到后非常激动,就拍下来放在微信圈,向朋友们传播。这一现象引起了我的关注,而我的问题仍然与问庞伟的问题一样,他们到底看到了什么?让我得用一句很别扭的话来总结这个结果吧,是这样的,一群跟庞伟一样有着共同价值观的信念共同体,他们共同向西部出发,但是,他们看到的结果却是,一个来自东部的人到西部去,嫁给了一个西部的人,并按照东部人的要求建了一栋西部建筑给东部人看。我太绕了,不过这个结构看起来复杂,但起点和终点却很简单,一句话,从观察者建构世界的能力出发来看,是东部创造了西部,是观察者创造了被观察者,于是,很有可能的结果是,对于东部人来说,根本就没有西部,即使有真正的西部也因为东部人的建构而被埋藏了,所以,东部人去到西部看到的不是西部而是东部人自己,或者是一个化妆的自己,这一现象告诉我们,若要想看到真正的西部,想要像人类学家一样看到未经扰动的世界真相,人们就必须要装上观察软件,否则我们就只能看到遮盖了真相的表象。
  
  关于地方呈现的意义,我最后想以我的一个设计作品来谈谈,去年和前年我一直为珠海政府策划文化活动,2013年我策划了“公共艺术城市博览会”,2014年做了电动轨道的设计竞赛。今年珠海的发展规划中有一个新的亮点,就是高栏港——高栏港区是珠海政府力推的重要国家级新区,也是南海油气的登陆点,因为非常重要——所以珠海市政府想做一个地标,也邀请我为此地做一个地标设计。当我接受这个任务之时,我发现首要的问题是,因为地标就是要定义地方,所以,地方如何获得定义的问题就浮出了水面。我们看看,从地理上来观察,高栏港,珠海,上下川岛,甚至澳门,都同属于一个圈。如何为珠海的高栏港做地标?实际上就是要在这个文化圈内寻找典型文化元素,而这些文化元素,无论是历史的还是地理的,又是共享的,你很难把一个文化定义为高栏港和珠海,又把它隔离澳门或上下川岛。显然,因为珠海和澳门在地缘上争抢同样一个东西——根据刘志伟老师的题目,由于中西文化最早在这里发生碰撞,是否改一下题目就可以表达为,“从珠海出发的中国近代史”呢?以此为思路,我认为,首先,我不能自己去设计一个雕塑,因为雕塑有千万种,凭什么选择这一种来代表珠海,代表高栏港呢?于是,一切仍然在于如何定义地方的方法。最后我的解决之道是给出一套推理逻辑,1,此地是最早的中西交汇之地,2,中西交汇首先取决于人能够确定方位,这样才能航海到达某一地方;3,定位的方法,东西方分别有两大贡献,一个是中国人发明的罗盘,一个是西方人发明的六分仪。不靠这两个定位方法,葡萄牙人无法来到中国。依此逻辑,六分仪这个航海仪器就成为了我的选择。于是,我检索了所有的历史上的六分仪,找到了一个特殊的仪器,那就是1690年左右南怀仁为康熙皇帝制造了一个天文仪器,这个仪器不仅在风格上是中西合璧的,而且,因为传教士确实是从珠海和澳门一带进入中国,因此,在高栏港建一个以六分仪为原型的地标,就有了一个历史逻辑性了。
  
  我认为,这个历史的逻辑性,就是使地方呈现出的意义的最重要的要素。

  沈秉和:我想起一个事情,前些时候我追随叶嘉莹教授到北京广播电视大学,听应届主持人专业毕业的同学代表朗诵诗词,并作为现场广播节目向全球孔子学院广播。在几个学生次第朗诵后,叶教授点评。叶教授今年90岁了,她上去以后的第一句话便令全场人大吃一惊,她说:“你们的朗诵表演都是假的,那些姿势和声音并不是从你们心里发出来的”。这些率真的话语令听惯捧场词语的主持人懵了,好一阵子才反应过来。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记得十几年前同样有一群著名的朗诵演员到澳门演出,其中之一朗诵了陆游的《钗头凤》,到最后一句「莫、莫、莫」时是嚎啕大哭了。陆游和前妻唐琬年青时被迫分开,他的情感到底是怎样的?我觉得他在《菊枕诗》的最后一句写得最真切:“灯暗无人说断肠”。思念以前妻子的话不能跟现在的妻子说,不能跟儿子说,那跟谁说呢?无人能说。连说都不可以,又怎能哭呢!这是很微妙的心态,不是夸张的语言能表达出来的,需要沉淀下来才能真正理解。
  
  至于第二个问题,我听过一句话说“语言的尽头就是音乐”,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也想不通。但我看过一个佚事,说是抗战时北京沦陷,名教授浦江清留寓北京,某夜听到邻寓有人唱京剧,他在日记里记下感想: “听到京调就想起十年燕市生活”。国难当头听京剧,怎么不是听《义勇军进行曲》呢?不是的,京剧之美在唤醒人之为人的最基本的感觉,让人找到了生命的原发点;从这个点出发,不需要唱抗战的歌曲就可以抗战,不需要什么“三要”、“三不要”,就可以做一个真正的不做亡国奴隶的中国人,抗战由此是题下应有之义,这便是语言尽头处的声音、乐音之美唤起的「意义」。
  
  由此我联想到,澳门的声音归根结底不仅仅是让人找回澳门人的本位感觉、而是要找回一个普通人生命的感觉。吴咏梅老人88岁,刚才播她的那首歌的内容是悼念当日广州的名伶小明星。小明星31岁就去世了。在她去世(1942)之前几个月,曾来澳门登台演唱,吴咏梅那时是澳门歌伶,大概十七、八岁,曾经有幸同小明星同台演出。小明星今日为粤人世界所共知,吴咏梅历尽沧桑,直到80多岁也没有人知道她。我们「发现」她之后为她灌录了两张唱片,其中一张我请她自己挑选曲目,她挑的便是大家刚才听到的<七月落薇花>,一首悼念小明星的南音。她在生命尽头的时候依旧回忆当年和小明星登台的情景。我深信这便是她遭逢多难而活下来的其中的一个动力。几十年来,已居香港艰辛度日的吴咏梅每周自愿自费坐船回澳门为曲友弹琴拍和一局,翌日飘然返港,风雨无悔,没有谁去强迫她,这正是人的内在的展开。她寻到这个东西,她觉得这个东西能够使她成为一个人,不是一个奴隶;纵使是一个无名者,她也可以很光荣地生活下去,很自由地生活下去。
  
  我们说找一个城市的肌理,什么是肌理?广东人说粤语有九声,九声是什么意思?即在高入声和低入声字之间还有一个极微妙斯文的中入声,在广州西关口音中常有。南音在上世纪初发育时多为广州西关地区人所唱,最著名的南音<客途秋恨>,里面有一句歌词“度日如年”,那个「日」字,南音大师白驹荣正是唱中入声,那一个字音便是广东人最精微入骨的声音,是这个城市最细微的纹理,许多文化、历史、地域史就刻铸在这个字音上面,不懂它就不懂广东人。
  
  在这里我还要说一下,吴咏梅去世前,我和丁澄曾经到她家里去,她当时要搬迁,她找出一个旧纸盒子,里面装着十几个旧的卷扬式大盒录音带,说若是有用就让我拿走。她不久之后去世,我才把盒子打开了,赫然发现残存的字条上纪录有吴咏梅和当日澳门号称为「歌王」的彭展云的演唱,我满心欢喜,马上找到有这种旧式录音机的朋友播放,可是带子已经没有声音了,朋友说是发霉受潮了,声音消失了。懊恼之余,我突然想起几年前我在计算机上发现有一个人把他搜集的音乐到分享到网上,说是澳门人唱的歌,是一位男性,唱得很好,但佚名,会不会就是彭展云?我马上把这段录音找出来,并寻找到一个当时和他一起唱歌的人鉴听,这位老人家听后说,很确定就是彭展云。我又无意中找回了原已存在但又失落了四十年的声音。再后来几经周折,那些残损的录音带次第修复,我们最终找到了彭展云几首曲的录音。
  
  我问过自己,干嘛花那么多时间精力去找那个声音,后来我告诉自己,我找回的其实是自己七八岁时跟我妈妈在澳门沙梨头土地庙前听神功戏的感觉。我不光是一个做生意的人,我还是一个人,我还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澳门人,我由找回这个感觉而知道自己曾经实实在在地生存在在这个世界。
  
  去年澳门某机构策划了一个反映澳门伟大爱国传统的京戏《镜海魂》,写的是澳门人沈志亮在清末刺杀澳门总督的历史,由南京京剧团担纲演出。按戏路来讲,这个戏是大叙事,中国人和葡萄牙人之间有不共戴天的仇恨,你侵略了我的国家,我反抗有理。戏中有一个情节是一个澳门渔家从海难中收留养育了一个葡萄牙人的遗孤,后来遗孤的伯父、戏中澳门的主教寻来,说了一句动情的话,为什么中葡人民就不能友好相处呢?于是全场掌声。花了这么多钱弄一出戏可能就是为了要说这句话。但是,有生命力的艺术所塑造的人物可能和政治眼光下塑造的人物有区别吧。在试演当日,有关单位邀请了一位前北京主管港澳事务的官员去看,他看后首肯此戏,但他提了一个小意见:戏里群众对晚清官府不满的场面是不是可以减一些部分,他说担心观众会把这些和今日大陆颇多的群体事件联想起来。政治家眼中的戏可能便是这样。丁澄拍的这个片子,写出了在历史中的人都可以有自己的选择,不会是一个旋律的剧本。人的精采之处也不一定总要在矛盾尖锐冲突中才表现得最充份。人有很多机会表现自己作为人的最根本的一面。国内有一本小说叫《平凡的世界》,平凡人嘛,在平凡中有自己。